從7月1日頒佈國安法後，香港進入了和前23年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以前是 「鄧小平體制」下的舊時香港，現在「習近平體制」下的「新時代香港」。7月1日，香港正式步入「二次回歸」進程。

要理解「二次回歸」，就要理解「一次回歸」。和中國的民族政策一樣，原先只有「回歸」而沒有「一次」、「二次」之說。「一次」是在「二次回歸」被發明之後，才在「回歸」這個詞上戴上的帽子。

「五十年不變」 、「馬照跑，舞照跳」，「改個名，換支旗」等，都是「一次回歸」的標志性語言。在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統治集團收回香港的時候，確實希望長期保持香港的現狀。只要香港不成爲「最大的反共基地」，大可「河水不犯井水」。在回歸初期，香港基本上保持了基本法所規定的自治。香港最大的政治爭議一直是普選問題，即香港人何時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以及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何時能廢除。中國希望香港自行為基本法規定的23條立法，香港人發動百萬大遊行迫使時任特首董建華撤回法案。在前23年，特別是2014年占中之前，香港人的自由基本得到保障。

正如有識之士曾討論過，2008年香港發生了諸多潛伏的變化，畫下了香港日後路徑。但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在中國方面提出了要把香港「進一步整合進中國」的思路，這正是「二次回歸」的雛形。誰在何時最早提出「二次回歸」這個詞，一時難以考究，但也無傷大雅。關鍵在於，思路就是2008年那時形成的（或表述的）。

二次回歸論者認爲，香港在一次回歸時，依靠政治和經濟收買了香港的一些精英階層（比如親中政客和大商家），但回歸尚未被香港人普遍接受，於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還是香港的主流認同。也就是說，香港回歸了，但人心未回歸。在中共的眼裏，人心未回歸有兩種原因。表面上，「反對派」控制的三大行業——司法、教育和輿論——強硬抵制；而在暗中，被收買的精英階層也對中國推行「人心回歸」工程陽奉陰違，表面說支持，實際以各種藉口敷衍和拖延。他們裏應外合，形成對抗中央的「深層國家」。

從菁英轉至香港市民的「讓利」

「二次回歸」的核心就是「人心回歸」。二次回歸派認爲，中國通過「讓利」給菁英階層而統治香港，已證實行不通。那樣只會製造一個利益集團，希望維持香港現狀，以不斷獲利。要打造人心回歸就必須幾手齊下。

在經濟上，要直接給香港市民「讓利」，讓他們有「獲得感」，而不是給精英階層「讓利」。

在政治上，對建制派，要圍繞中國的在地機構中聯辦為核心，建立直接聽命「第二支管治隊伍」，要強調「中央擁有對香港的絕對管制權」（香港問題白皮書）、要挑選對中國唯唯諾諾的人做特首，對不聽話的資本家（如李嘉誠）要高壓，對公務員隊伍要「清除内奸」，保證絕對忠誠。

對反對派，就要強力打擊司法、教育和輿論這三大自由派陣地（最近還加上社會福利界這第四個打壓對象）。但香港人的抵抗意志遠遠超出了中共的想象。香港人自由慣了，對法治和自由被剝奪有幾近天然的強烈反感，他們從不願跪著做人。聲勢浩大的逃犯條例事件，令中國又意外，又震驚。最後只能冒著被西方世界制裁的風險，推出了國安法。

有國安法在手，中國驟然加快了「二次回歸」進程。這裡結合最近發生的幾件事做一分析。

「二次回歸」進程

首先，在政治制度上，中聯辦主任兼任香港國安委的顧問，正式成爲香港的「書記」，特首頭上的太上皇。此前，通過一輪爭議，已經自說自話地確立中聯辦對香港有「監督權」。現在通過國安委，這種「監督權」不但更名正言順，還有了確定的機制。

其次，貶低基本法。在國安法之前，中國式的人大常委釋法其實已架空了基本法。但人大常委釋法還是有規有矩，每次釋法也引起爭議。於是中國連表面功夫也懶得去做。港版國安法以「人大決定」的方式，授權人大常委去做，直接加入香港法律。國安法規定自己有淩駕香港法律的效力，這意味著即便基本法與之抵觸，也或必須為其讓路。立法會推遲選舉有顯而易見的違反基本法的嫌疑，本來至少應該釋法，但中國直接用「人大常委決定」就把選舉推遲一年。這樣「人大常委決定」直接淩駕在基本法之上（或至少效力相同，以致「新法大於舊法」的方式實際淩駕在基本法之上）。基本法形同虛設。「中聯辦是否有監督權」和「香港是否三權分立」的爭議（見下）都和基本法有關，現在通過港澳辦、中聯辦的發言人「一錘定音」。這樣基本法連兩個辦公室的聲明也不如，其尊嚴更蕩然無存。

第三，整治法律界。香港最近掀起了「三權分立」還是「行政主導」之爭。這個爭議表面看起來是相當學術性的，即香港的政治制度如何。實際上政治目標非常明確。這個問題是老爭議了，但在以往，這主要集中在行政權和立法權之爭：即香港（部分）繼承了港英的制度，行政權大於立法權。於是三權分立顯得有點「跛腳」，並非美國那種真正的制衡制度。行政主導在以往一直被理解為「行政大於立法」，這其實也未嘗不通。

但這次爭議的核心，不再是行政和立法的關係，而轉到了司法權上。其實香港一直說的三權分立，在英文是「separation of power」即權力分離。在英國的制度中，行政和立法的區分並不嚴格，它是以司法獨立為特徵，司法系統能制衡行政和立法系統：無論行政不當和法律違憲，司法系統都有最後權威。

香港崇尚法治，其司法獨立一直是被引以為傲；整個香港司法制度獨立於中國的法律體系，也是香港被西方世界信任的終極原因。中國也需要香港有「司法獨立」的外衣，把香港裝扮成有異於中國的獨特地區，從而利用這種獨特地位為自己謀取國際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國卻越來越厭煩香港司法系統對香港政府的制衡。

香港律師和大律師傳統上以自由派居多，尤其是大律師公會，一直是抵制中共那種「依法治國」思維的橋頭堡。香港法官一般謹守政治中立，不太在公共輿論發聲。但在最近幾年，中國香港親中團體越來越指責「黃絲法官」的「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當然也有「黃絲」抱怨法官），也在一些司法復核中又不時判政府敗訴，阻礙政府議程。這樣不但律師成爲中共眼中釘，連法官也成爲中國要整治的目標。

※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