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有批評國家的權利？

一九一八年年初，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隔年，蒙大拿州通過該州的反煽動叛亂法（sedition law）。凡在戰時針對美國政府、憲法、國旗或軍服的「口述、印刷、書寫或出版任何不忠、褻瀆、暴烈、粗鄙、輕侮或不當言論」，或蓄意發表使前述對象「遭人輕蔑侮慢或名譽受損」的任何內容，都構成犯罪，最高可處兩萬美元罰金與二十年徒刑。

隔年，蒙大拿州就有七十九人因為這部含糊其辭的法律被定罪。一名房地產商被判有罪，因為他曾說：「就因為我不買自由公債（Liberty Bonds），又不配戴他媽的國旗，他們就說我是親德分子。」綿羊農場主被佃戶指控想驅逐他們，因此獲罪。葡萄酒商的巡迴推銷員被判處七年半到二十年的勞役，原因是他說戰時的食物管制「是個天大的笑話」。許多人因為在酒吧發表幾句評論就被定罪。

蒙大拿州與地方政府委員會戮力實踐他們的愛國理念。蒙大拿國防委員會發出命令，禁止在各級學校與教會說德語（該州有幾個德裔社群）。一名暴徒在利斯文頓市（Lewistown）闖進某間中學，奪走所有的德語教科書並當街焚燬。報紙也在助長民眾對德國陰謀詭計的恐懼。《海倫娜獨立報》（Helena Independent）編輯威爾‧坎貝爾（Will Campbell）警告大家要小心有毒的豆子被人夾帶入境；在聽到神秘飛機現蹤的傳聞後，他又寫道：「德國人準備轟炸蒙大拿首府了嗎？」

蒙大拿與歐洲戰場相距千萬里，照理說應該最不會被對敵國的恐懼所籠罩。該州這段令人難以置信的紀錄透過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一本書籍才公諸於世：《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光：美國西部的煽動叛亂與自由言論》（Darkest Before Dawn: Sedition and Free Speech in the American West），作者是密蘇拉市（Missoula）的蒙大拿大學新聞學院的克雷門斯·沃克（Clemens P. Work）；我前面的例子就是從中取材。這本書引發非比尋常的後續事件。蒙大拿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在某堂課上研究了那些罪案，與犯人家屬取得聯繫，並且協助他們起草赦免請願書。雖然這些因一九一八年的法律被判煽動叛亂罪的州民已經離世，二〇〇六年五月，州長布萊恩‧施威澤（Brian Schweitzer）仍然追加赦免了其中七十八人的罪名（餘下那一人早先已獲赦）。施威澤發表聲明：「我很抱歉，請人民原諒我。天佑美國，因為我們現在有批評政府的權利。」施威澤同時強調，當初提出那部法律的州長山姆‧史都華（Sam Stewart）早該做此表示。

以強大民意為後盾　政客煽動恐懼

蒙大拿在一戰期間的愛國狂熱是全國現象的縮影。事實上，另有一部聯邦法律是以蒙大拿的反煽動叛亂法為模版，也就是經威爾遜總統力促、由國會通過的《反煽動叛亂法》──這是繼一七九八年那部同名的法律以來，美國首次出現相關新法。新的聯邦《反煽動叛亂法》與蒙大拿版只在三個微小的用詞上有差異。在亞伯拉姆斯案中，從紐約市大樓樓頂灑傳單的激進分子就是依這部聯邦法律被定罪，霍姆斯大法官也為了這個案子寫出他第一篇留名青史的言論自由之不同意見書（「這是一場實驗，正如同人生就是一場實驗」）。

除了經最高法院審理而聞名後世的案件，聯邦《反煽動叛亂法》與依據它在戰時修訂的一九一七年《間諜法》侵害了許許多多不為人知的受害者，除了因為最高法院審理過他們的案件而為我們熟知的那些人之外。沃克的書援引了克倫斯‧瓦德隆（Clarence Waldron）的案例：他是佛蒙特州溫莎縣（Windsor）的五旬節教派牧師，因為在查經班上告訴學員「基督徒絕不能參戰」，還有「別為國家流你寶貴的血」，被判有罪。陪審團認為他的話顯示出「導致抗命、不忠與拒絕服役」的意圖，他因此被定罪並被判處十五年徒刑。超過兩千名美國人都因為《間諜法》與《反煽動叛亂法》被起訴，而他們對國安的危害並不比瓦德隆更嚴重。

美國社會似乎有此特色：時不時就要被恐懼挾持，而那種恐懼完全是政客炮製出來的。一七九八年，美國人害怕的是國家可能被法國雅各賓恐怖分子滲透，就連理智如亞當斯夫人，也感染了這種恐懼。十九世紀中葉，「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提出警告：羅馬天主教移民會帶來嚴重危害。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群眾煽動分子鼓動簧舌，讓許多美國人相信政治激進分子將會害死他們。

當然，沒有任何社會能免於恐懼的蠱惑。德國是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猶太族群也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一個反猶的大屠殺狂徒掌權為止。美國雖然歷經不止一次經濟困境，倒是從未陷入威瑪德國那種危難。美國地大物博，理應較不易受恐慌侵擾，不過這一個假設一再遭到歷史推翻。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蓬勃成長的時代，美國還是又興起了一波「紅色恐怖」（Red Scare）。國會委員會以強大民意為後盾，四處聲討共產主義分子：麥卡錫參議員在一九五〇年代橫空出世，恐共現象也藉由這位操弄恐懼與仇恨的大師達到顛峰。

美國參與一戰期間的過度愛國狂熱，在戰後由對第一波美國紅色恐怖所產生的憤怒接棒。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挑起民眾對各種激進主義的恐懼，不論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工業家認為罷工是革命分子在操盤，尤其是令人害怕的激進工會，即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所發起的活動。政治人物順勢拿這種恐懼大做文章。有二十州立法禁止「違法工聯主義」，無論被告個人是否抱持這類觀點，又是否真的據此行動，凡是加入主張鼓吹暴力以達政治目的之組織者，都因為這些法律獲罪（惠特尼案當事人就是因為加州的《違法工聯主義法》〔Criminal Syndicalism Act〕遭到起訴，本案也促使布蘭迪斯大法官為言論自由寫下經典論證。）

不能說政府被華爾街、軍火商、利益團體控制

一九一九年，維克多‧柏傑（Victor Berger）代表社會黨在威斯康辛州競選成功，不過美國眾議院拒絕讓他就職。一九二〇年，紐約州眾議院剝奪五名當選的社會黨黨員的議員席位，引發查爾斯‧伊凡斯‧休斯的強烈反彈。休斯曾任紐約州州長與最高法院大法官，並在一九一六年為共和黨披戰袍競選總統，以些微差距敗給威爾遜（他在一九三〇年被任命為首席大法官）。休斯說那是「針對我國公民大眾所犯下最嚴重的錯誤……乃是藉由剝奪他們組成和平政府的唯一資源，亦即投票……。」

威爾遜以進步民主黨員的形象參選，擔任總統時也推行重大經濟改革措施，在公民自由權方面卻留下糟糕的紀錄，其中包含對言論與新聞自由的破壞。他提出高壓的一九一七年《間諜法》與一九一八年《反煽動叛亂法》，並敦促國會立法懲治任何可能被敵人利用的戰時出版物（在報紙社論一片撻伐之後，國會否決了他的提案）。時任郵政總局局長的亞伯特‧布勒森（Albert Burleson）將他認為有礙戰備的所有出版物不予遞送。譬如，他解釋道，「報紙不能說政府被華爾街、軍備生產商，或任何特殊利益團體控制。」

不過，為那個時代留下最驚人印記的人，要屬威爾遜的司法部長A·米切爾·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司法部幹員在他指揮之下，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及次年一月進行多次搜捕，逮捕超過四千名激進分子嫌犯。這些稱為「帕爾默大搜捕」（Palmer Raids）的行動專挑外籍人士，有大約八百人被驅逐出境，其中最出名的或許是無政府主義者暨作家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她在驅逐她的出境聽證會上說的話與休斯不無相似之處：「人民能自由地表達希望與志向，是一個健全社會最穩固的安全保障，也是唯一的保障。」

作者簡介

安東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 1927-2013）

　　美國資深司法記者，「法律新聞學」的開拓者，分別於1955年與1963年獲得普立茲獎。曾擔任《紐約時報》華盛頓分局主任，專責司法部與最高法院的報導，並長期為之撰寫專欄。1970年代中期開始之後二十多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與最高法院」。也曾任教於哈佛法學院。

　　當他於2013年8月以86歲之高齡去世時，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萊曼 （Nicholas Lemann）頌讚他為「在美國歷史上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他是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之聲」。《紐約客》雜誌在為他而寫的追悼中將他譽為美國的「第十位大法官」。

　　1964年時他出版的《基甸的號角》（Gideon's Trumpet）記錄了改變美國司法體制的基甸訴溫賴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另著有《十年人物：第二次美國革命》（Portrait of a Decade: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不得立法侵犯：蘇利文案與言論自由》（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譯者簡介

林凱雄

　　台北三腳渡人，英、法文譯者，自由撰稿人。譯有《改變世界的100本書》、《文學大數據》、《下流世代》、《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