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公視新聞網一則涉及新疆再教育營的貼文引發讀者激辯，這則貼文是對公視新聞網一則報導的摘錄，報導原標題為《中共官媒紀錄片　續宣揚新疆人民改善貧窮》，引起讀者批評的原因有三點，一是認為貼文對報導的摘錄失衡，只截取了央視紀錄片一方的觀點；二是質疑公視是否有必要專門報導央視的紀錄片（宣傳片），懷疑公視是以報導的形式為中共宣傳；三是否定將中共對疆宣傳觀點也正反並呈的必要性，認為公視是以客觀之名行外宣之實。以上三點令部分讀者懷疑公視報導新疆議題的專業能力，在台灣當下特殊的心理機制下催化為對媒體品牌的信任危機。

摘錄失衡

原報導的結構非常簡明，擷取觀點相異的兩造言論，串聯成文，一方是央視紀錄片內容，即新疆勞工收入提升，另一方是美國眾議院議長和國土安全部的觀點，即新疆勞工在強迫勞動的狀態中生產。

不過在臉書的貼文摘錄和標題中，出現了兩點可議之處。首先，第一版（9.19  2:07）中摘錄第二段的意味不明，單看不確定「烏蘭」的際遇是紀錄片的片段還是公視另外採寫的事實，第二版（9.19  14:50）中第二段前加上了「《我們來自新疆》紀錄片片段」的資訊來源，改正了初版表述上的潛在歧義。

其次是兩造對立觀點是否在摘錄和標題中充分反映，即內文寫了紀錄片的片段與美方觀點，標題和摘錄卻只有紀錄片一方的表述。有評論者認為無法反映新聞全文，甚至認為獨厚一方的摘錄是公視價值的反映。

綜合貼文編輯記錄和小編回應，筆者認為本篇報導行文思路有些雜糅，既要反諷，又要平衡報導，導致四不像的觀感。如果記者是要反諷，即將央視發布紀錄片和美方的表示視作一個整體的「事實」新聞事件而非並列的「觀點」，即央視發布紀錄片－內容概要－國際反應的行文思路，那麼原標題和原摘錄就不是單純反映一方觀點，而是概括事實的起因、開端，筆者認為如此表述也是可以的。

此外，這裡的反諷很多讀者表示沒有讀出，筆者認為其中也有雜糅的緣故。一般來說，反諷類的新聞更傾向於一面提示，即（內文也）單純列舉一方荒唐的說辭，和讀者既有的認知形成互文，從而凸顯說辭之荒謬。比如《蘋果日報》9月14日報導《「都是我去統戰老共他們」　吳斯懷籲：不要把海峽論壇當洪水猛獸》，《新頭殼》9月22日報導《要聯合國「主持公道」 習近平：不能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兩人的言行間的反差襯托出說辭的荒謬，完成諷刺的預期效果。

有論者疑慮反諷類的新聞和正港宣傳的界限何在，是否會成為卸責的說辭，筆者認為多數情況下不會，反諷落腳點在「荒誕」，標示觀點及其來源；宣傳落腳點在「成就」，模糊事實與觀點、官方觀點和民眾觀點。縱覽各大媒體，反諷類的新聞並不鮮見，被誤讀的概率很小。

當然，或許編輯還是更傾向於此篇是純淨新聞報導，在第六版（9.21  16:10）和第七版（9.21  16:10）中，公視標題和摘錄部分補充了美方的觀點，失衡的部分業已導正。第七次更正前有讀者在原貼文評論區留言「中共官媒宣傳助疆人脫貧 美認有違人權」的改良版標題供編輯參考，最終版的「中官媒播片稱改善新疆貧窮 美推法案防強迫勞動」與之十分相近，也表明公視願意接受講通和質疑，有空間容納讀者意見與建議。這次「貼文之亂」也提醒公視可考慮增設專職的「公共編輯」（public editor），負責傳媒的內部監督，當接到讀者對報導技術或倫理問題的反饋後，透過博客或釘選貼文作出更正或澄清，充當讀者和編輯部溝通的橋梁。

消息來源與報導價值

再來說消息來源的爭議。新聞媒體需要向閱聽人呈現資訊的「增量」，新疆議題作為中國人權議題的要項，本身事關重大，值得報導，而新疆議題也是中國重點壓制與防範資訊流通的議題，外國記者能夠獲取、方便獲取的資訊管道誠然不多，央視發布的紀錄片也就成為為數不多的低成本的資訊源，這是資訊源的近用層面。

央視作為廣電總局下屬單位，是中共高階喉舌之一，其放送的紀錄片也必然具有相當的宣傳色彩，此前央視也曾放送過幾部新疆題材的紀錄片，包括《我從新疆來》、《中國新疆 反恐前沿》、《巍巍天山》，每一部都承載著官方對疆觀點，其中著重強調的部分（如就業問題、反恐議題）和有意回避的部分（如權利保障）也能反推出新疆的現實情況，和過往說辭、內部公文、受害者訪談、衛星相片、統計數字等資料相互參照，輔助讀者瞭解被中國官媒掩蓋的事實。所以，即便是官方的假面，作為新的資訊源也是存在報導價值的。

客觀報導與大外宣

按更正後標題－摘錄－內文一致的正反並陳結構，公視的這種寫法也是在媒體上最常看到新聞寫作方式，即對事實單純地加以描述，讓讀者瞭解新聞事件，自行判斷；對爭議性事件反映各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透過這種程序實現報導客觀公正。

本次事件中公視呈現的和讀者期待的報導形式有落差，前者所做的是單純規範地「呈現」（動態）事實，後者不滿以公視單純以中立態度描寫（表面）事實，期待能「闡釋」（複雜）事實。透過留言推測，批評者期待的應該是解釋性和調查性的報導，類似於去年《蘋果日報》（香港）製作的新聞專題《囚牢之疆》，著重挖掘再教育營學員生存的真實圖景，揭破官方假面，為失語者發聲，凝聚國際關注，讀者透過媒體的深入挖掘瞭解整個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到本次的新疆議題上，兩種報導形式在資訊量的供給和承擔社會責任上是有高低之別的，當然後者也有報導成本、議題類型和時效上的局限，前者能夠更高效地為讀者提供資訊，不宜強求在一般議題上也全然應用。

客觀報導法則引發爭議的另一面是，這篇報導將中共的觀點也固守程序正義地正反並陳，對於新疆議題，疑慮是否會客觀上被中共宣傳誤導，甚至主觀上植入宣傳，後者的延申就是「公視大外宣」的標籤。

判斷一家媒體是否是大外宣，需要階段性的觀察與分析，而非單純擷取一篇有爭議的報導就樹靶批駁。去年623反紅媒游行的民眾，也並非僅看了一篇「不合期待」的報導就憤然上街，抗議中天、中時操弄報導的行徑，皆有相當數量的過往報導作為支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李嘉艾2015年探討《中國時報》被旺旺集團收購前後言論轉向的論文《台灣媒體生產政治中的中國因素與獨裁者邏輯：以C集團為例》，就統計分析了中時被收購的前五年編輯方針的巨變：中國人權報導減少了 2/3，相關深度長文從 2008 年的 26% 大幅減少到 2013 年的 8% 以下。這裡不是要求一般讀者要做到論文或報告的完整程度，只是想說明管窺蠡測、輕言外宣實在失之於武斷。還有一個重要的考察指標就是金流，機構型的外宣媒體，不太可能「自帶乾糧」，多少存在中資或明或暗作為回報，否則不足以填補道德觀感不佳、讀者轉向帶來的廣告損失。

具體到公視的這篇報導，如果真的是中國的大外宣，為何不單純撰寫符合官方口徑的的正面報導或批駁美方職責的指正論述，而要使用美方的觀點並陳？唯正反並陳的形式不下結論，而將判斷的權力交由讀者；從過往報導稿件來看，過去公視對包括再教育營在內的中國人權議題報導的報導內容全面、數量可觀，並未出現部分批評者所疑慮的是非不分的情況，公視沒有贊同或輸出中國價值觀，外宣媒體之說可謂言之過當。

總之，這場「貼文之亂」，公視在新聞摘錄和回應讀者批評上有改進的空間，這屬新聞實作的技術問題，在本次報導中筆者認為公視並無倫理上的失範，更不存在所謂吃裡爬外、為匪張目的外宣之虞。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