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以來，中華帝國與奧斯曼帝國限制了歐洲人發揮力量的地點與方式；到了19世紀，隨著海港地區的權力平衡倒向有利於歐洲人的方向，這種朝貢體系的變體也已經無法維繫下去。不列顛跟中國在1839年至1842年，以及1855年至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就是經典的案例，說明一國如何用軍事手段迫使另一國同意採納不樂見的貿易形式。

鴉片在開發全球性消費市場時是個重要的貿易項目，若再加上茶、咖啡、菸草與糖——上述所有商品都能用各種方式，讓消費者「上鉤」。日漸增加的鴉片貿易拓展貿易商的網絡，連接印度、中國與兩者間的各個地方，帶來銀行與保險公司的成長，並促進加爾各答、香港、廣州與倫敦的資金集中。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是中國茶葉的主要買家，而東印度公司則視賣給中國的鴉片為挽救貿易平衡的關鍵。

白銀流失才是禁鴉片主要原因

對中華帝國而言，鴉片是種危險的商品，而且原因不單只是公眾的健康問題。中華帝國內的交易使用白銀，而白銀流失才是清代皇帝在1830年代試圖禁止鴉片商品化與使用鴉片的主要原因。禁令威脅到不列顛的東亞貿易——雖然這禁令根本沒有成功過。戰爭接踵而來，不列顛則藉此試圖強迫中國根據不列顛的條件開放口岸。

第一次中英戰爭中，不列顛的勝利對清廷來說是個重大衝擊。這場戰爭以《南京條約》（1842年）做結，不列顛為條約訂下的條款包括：由清廷支付主要的戰爭花費、人命損失與物品損害賠償；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不列顛臣民能在此居住，受自己的法律管轄，在自己決定的時間從事貿易；將香港割讓給不列顛王室。

而在第二次戰爭中，入侵的不列顛與法國部隊用燒毀皇家園林的方式羞辱了中國。鴉片戰爭暴露出軍力的天秤已經倒向歐洲這一方：不列顛人有機關槍與更精良的船隻——包括像是蒸氣動力軍艦這樣的重大突破，以及更好的通訊工具，還有不列顛的工業產品與金融制度在背後撐腰。

美國與法國則仿效不列顛，提出自己的要求。到了19世紀中葉，外國人就已經有了「治外法權」——用自家法律接受審判的權利，就連發生在中國領土上（而不只是通商口岸）的刑事案件也不例外。

用清廷的老規矩玩帝國遊戲

清帝國現在得面對所有帝國面臨的局勢中最糟糕的處境——當國內控制正在走下坡時，又遭受來自其他帝國的侵襲。這兩場危機互有關聯。經過幾百年的擴張，清人創造出一個陸海邊境綿長的國家，為地方菁英帶來與外在世界交流的機會。與信奉伊斯蘭信仰的中亞接壤的西部地區，以及往緬甸和越南方向發展的南方地區，都沒有跟漢人地區所使用的行政體系完全整合。

在西邊，「伯克」制（註）將大部分地方行政工作留給當地的穆斯林領袖，滿人與漢人士兵則集中在要塞；到了南邊，各種部落領袖仍然行使著權力。多元的用權手段為當地菁英與清代地方官提供自己留一手的機會——所以才有了大規模的走私，其中也包括鴉片。不光是跟歐洲強權在海路的接觸，現在連陸路邊疆也成了大問題。

清廷還在用自己的老規矩來玩帝國遊戲——專心控制中國廣大的領土和惱人的邊疆——但其他人已經另闢戰場。有些中國知識分子與有心人士意識到這個問題，試圖與其他非西方帝國裡志同道合的人——尤其是奧斯曼帝國——以及其他處在承受歐洲帝國霸業那一端的人建立關係。但歐洲強國不僅擁有在自己設定的地點作戰的機動性與軍事實力，還跟中國與其他地方的人有經濟利益上的聯繫。

內憂外患匯聚威脅

經過鴉片戰爭的失利後，中國得根據別國訂的條件來貿易，還要試著應付基督教傳教士，他們宣揚的道理挑戰著帝國的意識型態。中國的領導人還得處理邊疆竄起的盜賊以及國內的叛亂。到了19世紀中葉，這幾股威脅則匯聚在一起。從1850年代到1870年代，中國西部的穆斯林地區爆發了一波造反浪潮。但1851年至1864年間，由洪秀全引起的太平天國之亂則更加危險；這人受過一點傳教訓練，飽受科舉落第之苦，對滿人更是深惡痛絕。

洪秀全創了個教派，在遭受饑荒打擊的中國東南地區吸引到許多人；他將追隨者變成有紀律的軍隊，建立他稱之為地上天國的國家。洪秀全的軍隊攻陷了南京，更威脅著北京。清帝國花費許多年——還死了上百萬人——才克服這場叛變；這個事實既反映清廷在控制地方菁英時的無力，同時也是這種無力所導致的惡果。

到了世紀末，清廷面對外國人時展現的軟弱促成了一場反基督教的排外暴動。與武術和民防團體有所牽扯的人帶頭掀起「拳亂」，這一方面是忠於中華帝國價值觀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對現存政權的否定。造反者強占了北京。

由於慈禧太后贊成與外國人開戰，再加上各省督撫對於遏止動亂既有所猶豫，也力有未逮，於是各股外國勢力聯手，決定自己來掌握情況。不列顛、法國、德國以及——最新的帝國成員——日本的軍隊加入對義和團的血腥鎮壓，跟之前的拳匪一樣占領北京。

香港社會不是個平等天堂

雖然歐洲帝國締造者的侵襲以及千瘡百孔的邊界，都對中國政府構成威脅，但也能為潛在的中間人帶來機運。不列顛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併吞香港，香港的華商出了力，將這個過去冷冷清清的沿海小鎮變成中國、東南亞、跨太平洋與印度洋間的自由港與主要貿易轉口地。

不列顛的利益靠的是這些商人對中國貿易網絡的熟門熟路；香港最有錢的居民當中，就有一些是華人。等到1840年代晚期，華人開始移民美國西部時，香港的企業家也從安排人們的行程，以及隨後將中國貨物供應到美洲土地上的中國「飛地」而大發利市。

香港社會不是個平等天堂，不列顛居民就堅持住在隔絕外人的地方，過著不同的社交生活。但香港並不適用於那種把抵抗跟合作切得一乾二淨的殖民模式。對帝國勢力的有條件歸順同樣能為十九世紀時選擇來到香港的華人提供致富機會，打造一種能運用其身處帝國間有利位置的社會環境，就像過去前往馬尼拉或馬六甲的華商。

作者簡介

珍．波本克（Jane Burbank）
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專研俄羅斯史，現為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波本克曾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以及密西根大學任教，並於密西根大學擔任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主任。波本克也曾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卡桑高等師範學院以及柏林洪堡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著有《知識階層與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俄羅斯觀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俄國農夫上法院：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鄉間地區的法律文化》、《俄羅斯帝國：空間、人民、權力，一七○○年至一九三○年》等專書。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
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專研十九、二十世紀東非奴隸與勞工問題，現為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庫伯曾在行為科學深入研究中心、威爾遜中心、洛克斐勒貝拉吉奧研究中心、南特卓越研究院以及柏林高等研究院擔任研究員。同時他也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等師範學院以及巴黎第七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二○○一年，庫伯獲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學會院士。著有《備受質疑的殖民主義》、《從奴隸到流民》等專書。

校訂簡介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二十世紀旗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等書。

譯者簡介

馮奕達
專職譯者。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譯有《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大人的地圖學》、《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國與料理》、《帝國城市》、《不曾結束的一戰》、《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獻給國王的世界》、《職人新經濟》、《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等書。並以八旗文化出版的《帝國與料理》、《職人新經濟》，兩度獲得「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書」殊榮。

※本文節錄自《帝國何以成為帝國：一部關於權力、差異、與互動的全球政治史》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