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0年前，1917年3月下旬的一天，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大都市紐約，一位性格外向的9歲小男孩，因為白喉病已經在家裡悶了一星期了，這一天，小男孩終於恢復了，於是急不可耐的要出去玩，在得到媽媽半個小時的允許後，他穿的暖暖和和的出了門，而媽媽在家裡為即將到來的遠行收拾行李。

但是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了，小男孩卻還沒有返家。

媽媽急切的打電話給小孩子的爸爸。這位爸爸就是鼎鼎大名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可以說是蘇聯的兩位創建人之一，僅次於列寧之後的第2號人物，7個多月後，他將在俄國聖彼得堡發動一場政變，推翻俄國的臨時民主政府，建立布爾什維克專政。他隨後又創建紅軍，打贏俄國內戰，保住了初生的蘇聯，因此他又被稱之為紅軍之父，沒有托洛茨基，很可能就不會有蘇聯。

托洛茨基是一個非常純的社會主義者，他堅信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發動階級鬥爭，推翻萬惡的資本主義，在鬥爭問題上，他拒絕任何的妥協。托洛茨基有超凡的文才、口才和領導力，這樣的生命也許就是應那個時代而生。

但現在，37歲的托洛茨基卻是和他的妻子納塔莉亞．塞多娃（Natalya Sedova）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11歲和9歲）住在紐約。嚴格說，她並不是他的妻子，他們從未正式結婚。因為托洛茨基在俄國還有一位正式結過婚的妻子，他和這位正式妻子還有兩個女兒，只比這兩個兒子大幾歲，那時分別是17歲和16歲。

從這兩位男孩的幼年起，他們就跟著父母東奔西走，因為父母都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信念就是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所以他們全家經常被從一個國家驅逐到另一個國家。

10個星期前的1月13日，美國接納了托洛茨基一家，在這裡，托洛茨基可以自由的撰稿、發表演講，一家人租住在一所條件還不錯的公寓裡，兩個兒子也喜歡並適應了美國的學校。

托洛茨基在1月15日曾寫道：「我真的是一個沒有祖國的人，我感激有一個國家能夠在她的境內接受我」。

儘管在紐約的日子是十幾年來最安穩的，但現在托洛茨基已經急匆匆的買好了回俄國的船票，再過幾天，3月27日，他們將放棄在紐約的安定生活，舉家返回俄國。因為就在3月16日，俄國沙皇宣布退位，俄國臨時民主政府成立。托洛茨基急於趕回去，為的是要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完成「未完成的革命」。

男孩走失後的3個小時，電話終於響了，是從警察局打來的。原來在男孩迷路後，一位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了警察局。當媽媽和11歲的大兒子趕到警局時，9歲男孩正在和一位警察開心下棋，嘴裡還嚼著警察給他的口香糖，小男孩和新朋友處得很高興。

警察看到媽媽到來，也很高興，如釋重負。托洛茨基後來在自傳中回憶這件事時寫道：「她在警局受到了很熱情的接待，像一位被期待已久的客人」。

在這個奇怪的地方，陌生人會對陌生人伸出援助之手，警察會和藹熱情。他們對她就像對待友好的鄰居，對這位小男孩就像對待新交的好朋友。俄國有一天也能變成這樣嗎？

托洛茨基顯然相信，俄國的未來會更好。在托洛茨基出發的前一晚，紐約的社會主義信徒們給托洛茨基舉辦了盛大的告別派對，托洛茨基發表了兩個小時的演說，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分析了正在進行的一戰，展望了美好願景，人群的熱情因之達到頂峰。在演講的最後，托洛茨基說：「我要回到俄國推翻那裡的臨時政府，並停止與德國的戰爭。我希望你們這裡的人們能夠組織起來並繼續組織下去，直到你能夠推翻這個國家（指美國）的該死的爛透了的資本主義政府為止。」

但是，離開紐約後的命運對這位名叫謝爾蓋（Sergei）的9歲小男孩卻是殘酷的。在隨父母返回俄國後，長大成人後的謝爾蓋沒有從政，他成了莫斯科技術學院的教授，併發表了幾篇技術論文。但是隨著托洛茨基1927年被史達林開除出黨，1935年謝爾蓋也被捕並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這裡，他被釋放了一段時間並被允許擔任工程師，但是隨後他被重新逮捕，送往勞改所並被處決。

35年前，托洛茨基也曾因組織非法工會，被沙皇政府宣判流放西伯利亞4年，但沙皇的西伯利亞顯然要比「無產階級」的西伯利亞溫暖的多，托洛茨基不但能在被捕期間和他心愛的女孩——第一位妻子結婚，她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兩人還能允許在西伯利亞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流放西伯利亞只是意味著在必須在那裡居住，並不是要呆在監獄裡，而是可以有自己的工作，沙皇政府還會在房租、食物上給予一些補貼。這對新婚夫妻利用這段時間繼續閱讀學習社會主義著作，並孕育了兩個女兒。兩年之後，1902年，他們決定讓托洛茨基隻身逃出西伯利亞、逃出俄國，追求偉大的「革命事業」。

除謝爾蓋外，托洛茨基的另一位兒子和這兩位誕生於西伯利亞的女兒也是早早死去。在謝爾蓋被蘇聯當局處死兩年後，謝爾蓋的哥哥萊奧（Lyova）1937年也在巴黎死於蘇聯特工操縱的私人診所。

托洛茨基的次女尼娜（Nina）於1928年在莫斯科死於結核病，那時托洛茨基已經被史達林流放外地，所以他無法見她最後一面、也無法參加葬禮。

史達林政府1931年允許大女兒吉娜（Zina）離開蘇聯與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但卻只允許她帶走她的兩個孩子中的一個。吉娜患有抑鬱症，肺結核和其他疾病，並於1932年前往柏林接受治療。在這裡，她得知蘇聯已經剝奪了她的國籍，而且顯然是在蘇聯的壓力下，柏林命令她離開，因為無法再見另一個孩子再加上絕望的處境，抑鬱的吉娜自殺於柏林。

托洛茨基的第一位妻子也於1935年被捕，並被再次流放到她和托洛茨基曾經度過新婚歲月的西伯利亞，一開始她還偶爾和外界有書信來往，但在1938年後外界就再也沒有她的消息，應該也是被蘇聯當局處決了。

托洛茨基本人也於1940年8月在墨西哥城，被蘇聯特工用一把冰鎬殘忍的砸碎後腦頭骨，第二天死於醫院。直到死前，托洛茨基還一直為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萬惡資本主義的「革命事業」而鬥爭。

只有托洛茨基的第二位妻子納塔莉亞得以善終，她在托洛茨基死後，繼續留在墨西哥城，又過了22年，她在79歲時去世。

托洛茨基在1913年，作為報導巴爾幹戰爭的記者，曾經寫道：「我們的後代。......當他們從歷史書籍中瞭解到資產階級解決爭端的方法時，他們會感到恐怖」。

諷刺的是，回顧托洛茨基悲慘的一生，以及他和列寧建立起的蘇聯，人們會發現再也沒有什麼是比托洛茨基所傾注一生的「革命事業」更加恐怖的了。共產主義，它撕咬並吃掉了它自己的孩子。

（本文為《看中國》授權《上報》刊登，請勿任意轉載 、抄襲，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