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第一代民族理論在中國文革時被破壞。這種破壞是全國廣泛的，但對比之下，以內蒙古的情況尤其突出（新疆和西藏在文革前已有政治鎮壓）。內蒙古爆發了「內人黨事件」的大規模肅反，烏蘭夫被打倒，內蒙古幾十萬乃至上百萬蒙古人被定爲「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受迫害，幾十萬人被關押，一萬到幾萬人非正常死亡，釀造人道主義災難。

在改革開放後，胡耀邦主持撥亂反正，不但給文革時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平反，還以補償的心態，主導進一步寬鬆的民族政策。在內蒙古，烏蘭夫重新上臺，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其後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人大常委副委員長；長子布赫長期擔任內蒙古人民政府主席。在西藏，胡耀邦提出「六字方針」：免徵、放開、走人。免徵即免稅、放開即所有經濟活動都放開（中國當時還是計劃經濟）、走人就是把歷年進藏的漢人幹部中的絕大部分都調回內地。此後又提出「西藏六條」，第一條就是讓藏人「充分行使在中央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胡耀邦隨後又提出類似的「新疆六條」，應用在新疆。

中國在1984年制定《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法》，把民族自治制度法規化。其中在文化方面，大力扶持「少數民族的文化」，第三十七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發展民族教育……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採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並用少數民族語言講課」。此外三個優惠政策也值得一提。第一，「少數民族」可不受中國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約束，即對漢人實施「一孩政策」，但「少數民族」無需「一孩」。第二，「少數民族」在教育上（特別在高考）有加分優惠，這對傳統上非常重視教育、也需要「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地考取大學的漢人來説，是非常重要的事；不少漢人和「少數民族」的後代選擇報稱「少數民族」身份，甚至冒充「少數民族」也有時有發生。第三，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實行「兩少一寬」（少捕少殺，處理從寬）。

一些中國官員對胡耀邦的少數民族政策非常不滿，還給了「胡亂邦」的稱號。1987年胡耀邦下臺，民族政策不再寬鬆化，但給出的優惠政策也沒有特別收回。2001年，中國修改《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法》，只做了一些調整。2005年，中國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制定了《國務院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上的轉折（比如「雙語教學」的名詞就在2005年提出），但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還是配合「西部大開發」，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扶持。在第一代民族政策的主導下，給「少數民族」大部分優惠政策延續下去。

不少漢人對給予「少數民族」的優惠非常不滿，認爲第一代民族政策是對漢人的「逆向歧視」。但真正從理論上提出要用「第二代民族政策」取代「第一代民族政策」，還要從2004年説起。

9月有蒙古國人上街集會，抗議中國外長王毅到訪。（湯森路透）

馬戎和胡鞍鋼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代表性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北京大學的馬戎，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胡鞍鋼。

2004年，馬戎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了論文《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批評了中國「第一代民族政策」把民族問題「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認爲中共實施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識別、民族自治區和優惠政策等），把「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固化了下來，為「民族融合」製造了「制度化的障礙」，為以後「民族分裂運動」提供「堅實基礎」。他認爲，應該「藉鑒美國印度」，摒棄蘇聯的做法，「把建國以來在族群問題上的『政治化』趨勢改變為『文化化』的新方向」，「逐步淡化族群意識」。

簡單説來，馬戎在該論文和其後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幾個措施：

第一，不再把民族叫成「民族」，而要叫成「族群」。取消身份證上的民族一欄，淡化民族認同。

第二，用所謂「公民平等」取代「民族平等」，取消對「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

第三，全面推行「雙語教育」，在少數民族地區把漢語作爲第一語言。

第四，取消民族自治區。

其最終目的，是用通過把民族「去政治化」，人爲地急速推動「民族融合」，用「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取代「56個民族」的民族認同，最終達到「消除民族差別」。

馬戎的論文一出現，立即引發中國民族理論界的大爭論。正如筆者前文所述，中國的民族政策工作者絕大部分都在「第一代民族政策」的薰陶下成長，形成「深層國家」。馬戎以「社會學家」出身，又在北京大學執教，並非「根正苗紅」的民族院校，倒像是「撈過界」。於是在民族理論界和政界都遭到很大的反對聲音。

在「中層」的「深層國家」的抵制下，要推動這種理論只能同時走兩條路。

第一是輿論路線，繞過學術界和理論界，直接向大衆宣講。馬戎勤勉地到處出席講座，接受媒體訪問，不遺餘力地推廣自己的理論。

第二是走上層路線，把自己的一套販賣給最高層，這方面，他就更無能爲力，必須等「壞」的「真小人」出場了。這就是「第二代民族理論」的另一個主角胡鞍鋼。

胡鞍鋼在清華大學執教，其本行和民族問題本來毫無瓜葛。他從1990年代開始，就活躍在中國「國情研究」界。這個領域就像一個籮筐，什麽都可以往裏面放。於是胡鞍鋼什麽議題都碰一碰。最後成爲「新左派」的大員，號稱「國師」。前幾年一直鼓吹「中國已超越美國」的就是這廝。在2011年之前，他力推的理論是中國的「制度優越性」。說中國的「政治局常委集體負責制」相當於有「九個總統」，比美國只有一個總統好多了。這種不要臉的理論倒是大獲當時的儲君習近平讚賞。

中國用「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取代「56個民族」的民族認同，最終達到「消除民族差別」。（湯森路透）

「一體化」旗號出場

胡鞍鋼看準了馬戎的民族理論能進一步取悅領導人，於是在2011年，胡鞍鋼與其學生胡聯合，發表《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文章認爲：

「民族問題始終是事關國家統一、人民團結、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這就需要順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發展潮流，善於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並充分吸取其失敗教訓，與時俱進地推動民族政策從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轉型，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促進國內各民族交融一體，不斷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 56 個民族的觀念，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切實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促進中華民族繁榮一體發展，共同構建中華民族大家園，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是「第二代民族理論」打正旗號出場，「一體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類的用語，都是投領導人所好。加上胡鞍鋼身爲「國師」，本身就有「出入宮廷」的身份，於是第二代民族理論就從民間的爭議，進入了最頂層的法眼，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民族政策進程。

胡鞍鋼「殺入」民族理論界，提出的「第二代民族理論」一下子流傳開來。除了他「國師」的身份之外，還因爲經過對馬戎理論的語言包裝，和因應中國的發展，它迎合了當時湧現的幾個右翼主義思潮。

第一是民粹主義。不少漢人認為漢人現在很吃虧，只有取消對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才能讓大家心理平衡。

第二是大漢族主義。不少人認爲在政策鼓勵下，「少數民族」數量會「激增」，最終讓漢人不再占絕對優勢，漢人不能再主導中國。

第三是國家主義（即中國民族主義）。不少人擔心中國會分裂，而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自治區制度是罪魁禍首。

第四是反宗教主義，特別是反穆斯林主義。中國除了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之外，還針對囘人。

這樣在「下層路線」，胡鞍鋼的一系列文章極盡煽動右翼主義之能事，為此後的中國的右翼風氣的不斷增長推波助瀾。

在上層路線，習近平上任後，雖沒正式用上「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法，但政府實施的手段卻不無與之契合。

前者「蠢」後者「壞」

現在內蒙古、新疆、西藏人的遭遇，正是執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後果。馬戎和胡鞍鋼這兩人一前一後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可以說是在理論和輿論層面的元兇。

從筆者個人感覺來説，馬戎和胡鞍鋼兩人還有一定分別：前者是「蠢」，後者是「壞」；又或者說，前者是僞君子，後者是真小人。

胡鞍鋼是個「壞」的「真小人」，這在中國沒有多少爭議。順便說一句，胡鞍鋼那套「九個總統理論」當時能取悅領導。但習近平上臺後，權力一把抓，「九個總統理論」反而阻礙了權力集中，胡鞍鋼變成派錯馬屁，在習近平時代反而失寵了。到後來他再想吹「一個領袖好」，已落後一大截了。此後提出「中國超越美國論」，本來想挽回顔面，但中美貿易戰後，他又被拋出來做替罪羊。此乃後話。

之所以說馬戎沒有胡鞍鋼那麽壞，是因爲馬戎還多次強調大漢族主義不可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對「少數民族文化」的關心；提出在「去政治化」的同時也要在文化上尊重「少數民族」 。這和胡鞍鋼赤裸裸的言辭不盡相同。

但馬戎沒有意識到（或者不承認），在中國濃厚的大漢族主義傳統、「大一統思想」、國家主義和右翼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如果「少數民族」的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其文化上的權利也必然無法保障。最終的結果必然會是「少數民族」急速漢化。這可能是他「蠢」（或「天真」），也可能是「僞君子」說的漂亮話。筆者實在難以分辨。

※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