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泛民主派深陷信任危機

數年前，立法會議員接二連三遭遞棄公權，香港民主派嚴重受挫，其時已撰文剖析議會抗爭面臨的艱困局面，以及維持被解任議員之政治基礎、議會內外建立合作平臺等關鍵問題，建議旨在威權底下保存元氣，重整旗鼓，延續民主抗爭之路。

時移世易，香港局勢日益險峻，議事抗爭空間隨港區《國安法》通過、官方壓制民主派意圖收復議會失地的「民主35+」競選工程後愈發緊縮。習慣便宜行事的特區政府變本加厲，以武漢肺炎疫情為由援引《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於是本屆議員未經民意授權自動延任一年，形同1997年以前由中共委任的「臨時立法會」。

形格勢禁，民心難免思變，不再奉議會路線寸土必爭為圭臬。民主派主流似乎不甘心放棄議席，8月中磋商後斷然決定留守議會，致令堅拒政治酬庸的陳志全、朱凱廸孤軍作戰；那邊廂，卻是南轅北轍的民意：香港民意研究所(民研PORI)8月末公布「是否支持民主派延任」及「如何應對去留爭議」的意見調查，反映多數受訪者反對民主派續任，且應全部退出議席抗議政權藉辭取消選舉、炮製傀儡議會。

「守護議會」，抑或「守護議席」？

報告問世後，不願遵循的泛民政黨遂委託民研於9月再行調查，並就議會去留門檻約法三章：
 

以15名民主派議員支持者為核心群組，表決去留必須過半數方能採納

特地為泛民量身訂造調低門檻，從2/3多數下調至過半就可

若最終支持 / 反對意見不過半，則參考其餘調查所得資料(即非15名民主派議員支持者之意願)，再作政治判斷

自民研創立以來，每逢公布民調，一般由鍾劍華、梁啟智等學者負責闡釋結果。負責人鍾庭耀是次卻一反常態不為泛民背書，一如彼拉多洗手般交由泛民自行處置，因而出現僅採信報告內三成不到的核心支持者意向，漠視未達門檻且見解分歧，強行證成「民意支持留守議會」的結果。 註更多民調訪問2,579人，泛民僅抽取其中739名「核心群組」意向，得出留47.1% vs 去45.8%，2%誤差值範圍內

8月民調問世之初，泛民不肯承認結果，區議員亦逕自進行認受度更低的街訪；接著泛民在9月「先射箭後畫靶」地操弄民調，藐視真實民意。表面上將決定權交予「民眾」(同溫層支持者)，實際卻落入民調公信力失效的困局。

議會殭屍化

就目前議會陣營分布，親中派佔41席，反對派議席則由於陳志全、朱凱廸及公民黨陳淑莊拒絕延任，銳減至21席(包括熱血公民鄭松泰、醫學界陳沛然)。根據《基本法》附件一、二，政改方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2/3多數通過，以法定認可議員70席計算，仍未跨過修訂門檻。

但第79條列明若有議員干犯刑事罪行判監一個月以上、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經立法會在席議員2/3通過譴責，則會喪失議員資格。換言之以現時41比21的懸殊局面，祇要反對陣營有一人缺席會議，親中派全數在席的話，則可成功罷黜議員。至於例如第23條的本地立法，祇需在席過半通過即可，泛民從來攔不住。

過往民主政黨雖屬少數派，但由於議會內的不成文傳統 — 各委員會由建制、泛民輪流競選主席，加上藉提出規程問題、清點人數、臨時動議等冗長辯論(Filibustering)手法拖延議事時間，雙方陣營尚可維持一定均勢。

然而自2014年雨傘革命伊始，彼此斷絕協商，遂令親中派奪取多數委員會主席寶座，掌握議事秩序的生殺權柄；2011、2017修訂《議事規則》賦予大會及委員會主席驅逐「滋事議員」之能，以及反制「拉布」之手段，泛民在兩度修訂規則其間不是附和同意，就是未有盡力阻撓。如今剩下的21名反對派議員，或有官司在身，或忌憚《國安法》制約，或從無不惜觸法遏止暴政的決心，試問議事攻防從何談起？

香港立法會早以「橡皮圖章」(Rubber Stamp)見稱，立法及監察權遭「行政主導」削弱經年，泛民捍衛議會戰線更非同心同德。淪落至如斯尷尬境地，在政權刻意壓迫之餘，尸位素餐的泛民可謂難辭其咎。

泛民的結構危機

由人大授權延任的立法會，恐怕並非「臨立會」，而是臺灣昔年「萬年國會」的前奏。

要知道，97之後主權過渡，往後議會還是會再選，臨立會的界限是眾所週知的(見《基本法》附件二)。不過改由人大授權委任、刊憲生效後，「港版人大會議」刊憲維持一年以上，誰敢肯定2021年9月選舉可以恢復正常，而不是藉「緊急狀態」延續下去？即使今年反對派候選人經初選獲民意支持，一年後他們又能否代表當時民意？悲觀設想，他們將來又會否因參與示威請願淪為階下囚、被迫流亡，從此被剝奪公權無法參選？

去年烽煙四起的「反送中」運動，確曾為政治變革帶來一絲希望，刺激區議會選舉由民主派與抗爭派大捷，其後反對陣營舉辦立法會前初選，亦由年輕的抗爭代表出線。可惜議會歷經變故，一如所料倒退回傳統泛民、親中派政治分贜的局面，同時間，愈來愈多抗爭者墮入牢籠甚或流亡海外。

香港政治停滯不前原因之一，在於議題設定及政治想像的落後。議會之爭，彷彿不知人間何世；所謂新政治，倒頭來祇是一場集體幻覺。

「民無信不立」，向支持者清楚解釋策略、行動，奠定行動正當性，從來是代議士應有之義。泛民主派的結構危機，在於其輕忽民情認受，在動盪下的香港，動輒與前線抗爭市民割蓆、不分皂白讉責暴力、反駁質疑者分化團結，終無法取信於公眾，扮演領導民主運動的角色。

本來反對總辭留守議會，由於原有選舉取消，理應取得新的民意授權，訂定議事抗爭策略綱要。然而泛民先選擇閉門造車私相授受，復利用扭曲民調充當支持留守議會的工具，於是錯過難得重新建立公信的機會，再次印證他們見利望義、遇事惜身，貪戀公權或政治利益，缺乏檢討與正視民意的道德勇氣。

港人自反送中以來負隅頑抗，確實撼動了中共政權，令管治偏離之前設定的路線，其粗野手段徹底暴露權力的焦躁。問題在於，威權報復下抗爭陷入絕境，本地溫和派不但沒有積極配合海外遊說的努力開出新路，泛民及其支持者在民主與善治當前搖擺不定，因循苟且地迎合政權，維護全球公認的不義議會，撐起「一國兩制」的虛偽皮相，無異為虎作倀。

議員去留非解方　策略思辯覓路向

話說回來，議會去留，僅為民主抗爭的道路分歧，關鍵在於當事人能否放下權力的魔戒思慮前路 —「離開、留守的路線圖」(i.e.留在議會做甚麼，議會以外怎麼辦)，才是真正答案。

1990年代末，臺灣外有中國威脅，內有國民黨議會過半執政，其時民進黨經歷一場「華山會議」，不但未有造成黨內大分裂，反而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下經歷辯解和說服，確立對中論述與手法，證明反對黨嘅理念經得起考驗，從而令黨員之間更加團結，保持與威權頡頏的活力。

過往香港民主派亦曾有多場「高山大會」，公開辯證路線、探討民主策略。

留守議會戰線，從中獲得政治資源，立法會議員身份、公權與發言權，在千瘡百孔的議會內尋覓生存空間，是過往泛民「寸土必爭」的思維。他們也許認為棄守議會即使能創造新的民主抗爭空間，然而前程未料且時效短暫，接下來年餘時間未必能再度掀起全民抗爭浪潮，不難理解。但在未得到民間確切共識、策略走向的前提下，僅討論去留問題絕非良策，至少要釐清以下要項：

首先是抗爭方式。聲言留守的議員，如何在不同政治議題上整合分歧、共同進退，解決黨派間各自為政的困局？能否制訂一套完整而且有系統的議事攻防手段？親中派、立法會保安甚至警察無所不用其極，民主派議員人數處於劣勢，必須要比對手更有週詳計劃、組織默契、明確分工，說服支持者「留守」是必要之惡。

其次是資源。委任議席源自選舉延宕，犧牲的是無法參選的民意代表，資源卻流向缺乏選民重新授權、政治上選擇妥協的代議士，成為不義制度下的獲利者。故要換取社會諒解與認同，「委任議員」得到資源後需適度補償，例如將部份所得投放於協助民主抗爭、支持地區工作、延續政策研究計畫等範疇，完成議會外同道未竟之事業。

回顧認知的政治理論及現實政治史，實在無法支持議會殭屍化。但放下爭議最好的方法，是正本清源，一切開誠布公，設法抵制強權，在議事堂內外竭誠爭取民主自由。

活在威權底下的社會，無力反抗的人也許僅餘憤怒、哀傷與無助。但能夠保障我們的，不是議會，不是制度，不是法治，而是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Miloš Vystrčil)訪臺演說所述：維護自由、真理與正義，舉起利劍穿好盔甲，助人自助。

每次政權令人髮指的惡行，或「同路人」失德失格的行徑，都在提醒我們這一點。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