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民主化與地方選制改革系列二

自1990野百合學運以來，在人民的倡議與李前總統的配合與主導下，台灣開啟一連串的民主改革，讓長遠受到壓制的人民主權，能夠協力掙脫威權政治的枷鎖，啟動民主政治的建構工程。然而，證諸歷史經驗，推翻威權政體屬破壞性的創造，眾人通常可以暫時擯除歧見，合作排除舊障礙以想像未來的新佈局。然而，一旦進入民主治理的建構工程，則高度考驗公民的民主素養以及民主文化的成熟度，是否足以支撐需要互相尊重、平等對待與自立利他的民主制度。

有鑑於政治學者杭亭頓「第三波」一書的提醒，李登輝先生生前曾經擔憂台灣的民主體制可能擺回威權體制。就台灣的歷史過程而言，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改革後，社會裡仍然埋藏著威權的組織遺脈.......」他這樣分析。而台灣比其他第三波民主國家更為險峻的是，中國對台灣的併吞野心，無時無刻尋找民主政體和台灣公民民主素養之間的漏洞，進行威權基因的轉殖。因此，台灣一旦倒退遠離民主體制，必然投向中國的威權懷抱，進而認同相關的政治信仰。因此，台灣的民主進程，牽涉的不僅是自我的政治體制選擇，還強烈受制於地緣政治，影響其主權的獨立性。

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來，中國透過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拒絕和民進黨政府溝通，特意繞過中央政府優惠台灣民間團體和個人的方式，實行對台民心恫嚇與收買的兩面策略。2018年縣市首長選舉的結果，國民黨15席，民進黨6席，讓中國更加確認，跳過台灣的中央政府，直接對接地方政府的「地方包圍中央」模式是滲透台灣的超級「短路」，願意配合中國的藍營縣市首長也因此可直接被中南海納為旗下的在台代理。這些現象不僅顯示中國對台策略的收編模式，也完全暴露台灣政治的阿基里斯腱－就在地方。換言之，地方是台灣民主的試煉場，台灣民主的最後一哩路在地方政治，如果不成功，民主崩壞的第一塊骨牌也將在地方。

三十年前台灣第一次的民主改革實是透過制度的締造，從形式的變革帶動人民心智的轉換，認識民主的生活方式；經濟民主連合和台灣公民陣線倡議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則是民主文化的深根，以社會互動為場域，讓民主成為我們生活的脈理，所謂社會與政治的合一，才能確保民主體制的不逆轉。公民透過相互肯認編織的堅韌民主網絡，也才禁得起全球化時代的政經考驗，以及中國的併吞方程式。而這也是李登輝先生過去所關心的台灣民主的未竟之功：
 

「從地方生活共同課題切入，讓人民共同處理日常切身的公共事務，研議切身議題的解決方案，自可啟發人民的熱情，透過社會學習的過程，建立新的民主治理文化，則使人們突破既有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意識形態糾結，建構共同願景，最終也會突破地域界限，打造台灣整體民主的堅固基石。」

李登輝先生所謂的「既有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意識形態糾結」，指的應該就是台灣人民組成的歷史過程造成的認同差異，以及威權政治強加的認同框架造成的間隙和齟齬，而這些只能透過更爲深化的民主生活來獲得人民相互之間的諒解。李前總統執政之初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應該也意在佈局這個民主文化的地方著根。九0年代台灣的本土化是從地方社群開始，尋找地方歷史與文化，讓人民從生活所在肯認自己的存在，以對抗威權政體過去從上而下灌注的中國認同。那一次的運動以地方空間改造，地方（包括不同族群的生活所在）歷史文化所供給的本土認同，以及地方志工的組織化作為階段性成果。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化對政治經濟的衝擊，產業結構的改變，中國明目張膽對台灣地方縣市的招納，讓「地方」再一次肩負重任：民主深根與抵抗中國軟銳實力滲透的關鍵角色。

「地方」在全球化下的社會與政治意義在哪裡呢？政治學者 Paul James 曾經這樣論說，越是全球化的時代越是要顧及反向倫理，照顧更小社群，也就是地方。一個由身體介入日常的密集互動，不是網路虛擬，對夥伴的接納具有實實在在的物質性。從這個最基礎的存在，透過社會互動，形塑社群體的道德和公領域。也只有從這裡出發，人們的政治認知不是只有資源分配（造成資源搶奪或民主巨嬰），或是抽象的政治概念的對抗（左或右），或是網路形象塑造（搏版面和粉絲互嗆）。而是必須互相分擔實際的生活責任，從這裡一步一步轉化為社群的公共空間。只有從真實的人，共同生活的互動，我們才得以深刻理解政治原初的意涵：兼顧物質性和精神性的相互尊重和照顧，私領域和公領域相互參照的社群生活。

台灣的第一次民主改革集中在鉅觀的制度變革，改變國家層級的政治認知。第二次，我們必須進行反向倫理的照顧，從地方社群開始，從最初階的公私領域轉換，培養真正在地的民主精神。U. Beck 在「反思現代性」一書中，曾經論及次政治（sub-politics）的意義，亦即大制度（包括政府，黨派等）經常難以回應當代千變萬化的各種社會問題，個人的政治性將成為回應衝突與問題的重要能動者。個人的政治介入也不再是左右分明的，而是視情況調整的決定。綜合他對次政治的描述，顯然地方也才是個人政治能動性的真正培養場域。

台灣公民陣線2020政綱的第7號和第8號政綱就是針對地方設計的政策方向。第7號是「開放地方政黨，促進多元參與，改造地方政治」；第8號則是「地方創生與農業再生需以人為本」。

第7號政綱的核心主張是：

「開放並鼓勵地方政黨的成立，搭配縣議會半數採政黨比例代表，地方政黨補助金依縣市議會政黨票計算，直轄市實施區自治，以公民連署取代參選保證金，大幅降低參政門檻，促進多元政治參與。

鼓勵地方新興公民力量轉化為政黨，強化政治課責，以「選黨，選政見，選責任」的新地方政治，逐漸取代「選人，選人情，選關說」的恩庇伺從體制。

以複數政黨認同（總統立委選甲黨，縣長議員選乙黨，甲乙兩黨可結盟），改善政黨結構；以中央地方雙元政黨體系，兼顧國家團結對外與社會多元民主，因應地緣政治下台灣面臨的中國威脅，以及全球化下社會各階層與各地方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與矛盾。」

這部分賴中強律師已經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給予詳盡的說明。

而第8號政綱的主張則是：

「地方諸多問題，例如農業凋零，環境受創，政治惡化，文化棲地消失，產業無人繼承，孤老無人照顧等，實是社群有機體的網絡斷裂所致。呈現的社會失能政治惡化，導致社群建構的能動者- 青壯人口，更加外流。而地方的惡化又會影響更大範疇的區域和國家的治理。

面對這樣的頹勢，必須以賦能「社群網絡」的修復者，人，為主軸。而地方政治的特性，不在於僵硬的制度，不能硬性分類，公與私的互參，實踐者的重要性不下於政策制定。因此重在以人為本，以賦能能動者為主。強調在地生活機能的強化，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扶植在地產業，允許政策變通的空間與彈性，形成在地韌性。」

台灣由威權政治轉化為民主體制，曾經是這個國家全體國人的驕傲。然而，民主政治沒有完成的一天，不進則退，必須隨著不同的政經脈絡，調整政策回應當代問題。最核心的關鍵仍是人民對民主的信念，以及面對新局的韌性，而這樣的信念和能力也必須在真正的日常政治場域經實踐而獲得。此刻的台灣需要第二次民主改革，從地方開始，不是包圍中央，而是補充已顯疲態以中央為主的政治環境。能動者也不是舊結構的政治勢力，而是，重置的地方政黨設計，以及以人為本的能力培養，以更加深化的民主生活經驗，更為多元的民主實踐，來豐富民主想像與強化民主地基，也才能禁得起中國強權的壓力測試，以及全球化的政經重組變局。

※作者為經濟民主連合會長​、交大人社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