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計時，拜登在全國民調以平均 10個百分點的幅度領先，在 13大搖擺州中，領先 12個。而這些領先的 12州裡面，只要能夠兌現過半 (7個)，拜登就已經獲勝。目前看來，機率不低，因為其中有8個領先幅度在 5%以上。

然而，《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同樣的民調自然也不可以全信，畢竟上一屆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教訓記憶猶新，當時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也是到最後關頭民調依然領先 3個百分點上下，但是開票當晚只能坐看川普靠著在四個關鍵選區累計不到十萬票的微小差距逆襲成功。

那麼觀局者們有什麼理由相信 2020年的拜登領先的民調會比起 2016年的希拉蕊領先的民調更可靠嗎？有的。因為美國民調界已經正視到 2016年民調失準的核心問題「害羞的川普粉」 (‘shy Trump voter’ problem)，並已提出了解決方案以矯正之。

「害羞的川普粉」：文化和經濟弱勢選民容易被民調低估

2016年，被通稱為「害羞的川普粉」或者「隱性川普支持者」的民調問題有多嚴重？舉例來說，2016年選舉最後關頭，民調顯示各大搖擺州中，希拉蕊在威斯康辛州平均領先 6.5%，在密西根平均領先 3.6%，在賓州平均領先 2.1%。而開票之夜，川普卻成功攻下這三州，並取得白宮的門票。

民調中所謂的「害羞的川普粉」現象從何而來？他們有許多是美國的文化和經濟弱勢者。首先，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往往掛勾。低經濟能力的藍領比較缺乏閒暇接受冗長的民調訪談，他們也可能工作時段比較不固定，民調電話打來時他們未必在家，所以拒訪率或訪問失敗率高，也容易被欠採樣 (under-sample)。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中時常面臨著所謂的「社會期許誤差」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意即有些受訪者在接受民意調查機構訪談時，會刻意隱瞞真實想法，而講出他們認為訪談者希望聽到的答案，或者符合所謂「社會期許」的答案。低教育程度往往代表離美國社會主流的所謂「有文化階層」 (polite society) 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距離越遠，而所謂「社會期許」往往是後者所定義的。

把這個現象套用到選舉民調上，既然包含主流媒體、學術界、文化界等當代美國文明的把關者 (normative gatekeepers) 大多壓倒性的不喜川普，有一些居於文化弱勢的川普支持者便可能會違背本心，明明想投給川普，卻謊稱會支持拜登，或者自命為中間選民、或者無意投票。在選舉操作上，這導致民主黨籍候選人拜登和希拉蕊的民調可能會被高估，而川普的支持率被低估。

2016年到 2020年：教育程度和政黨認同愈發趨同

那麼藍領選民被民調低估，以及低教育程度選民隱瞞投票意向，為什麼是對川普的利多？因為他們恰恰好就是共和黨的核心票倉。此趨勢始於 2014年期中選舉，而在川普主打經濟民粹主義和反拉丁裔移民的白人原生民族主義認同的2016年選戰中變本加厲，連不少原本支持民主黨的藍領白人和低教育程度選民也加速流向川普。 (詳見筆者四年前於美國總統大選隔日發表的拙文《第三勢力攪局與白人選民未竟的「雙重轉向」》。)

從美國最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的出口民調可知，2016年總統大選是 PEW自從 1980年總統大選以來，教育程度和投票意向之間的關聯性最大的一次。舉例來說，在 2012年總統大選，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選民，投給民主黨總統歐巴馬和共和黨對手羅姆尼的比例是 50比48，大致相仿；而沒有大學文憑的選民，則是投 51比47，教育程度和投票傾向幾乎沒有掛鉤。相較之下，在2016年大選，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選民投給希拉蕊和川普的百分比分別是 52比43；而沒有大學文憑的選民，則是投 44比 52，相差九個百分點。低教育程度者挺共和黨，高教育程度者挺民主黨的趨勢在 2018年期中選舉時愈加明顯，在 2020年大選亦可望持續深化。

政治民調的進展和隱憂

2016年之後，各家民調機構從中學得教訓。既然川普的藍領白人票和低教育程度選民票被民調系統性低估，民調公司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一句話：針對低教育程度者做加權 (weighting by education)。這是美國公共民意研究協會在 2016慘敗之後的官方報告裡的結論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 即美國民調業者協會的別名)，也是近年來美國民調機構努力的方向。舉例來說，美國賓州穆倫堡學院 (Muhlenberg College) 的公共民意研究所於八月底發布的民調經由教育程度加權之後，拜登在賓州領先川普 4個百分點，若是沒有如此加權，則拜登的領先幅度將會擴大到 6個百分點。

整體來說，經歷失敗和學習，2020 大選的民調理應比起 2016年的數據來得可信度高。然而這並不代表民調領先的拜登就穩贏。一來，今年六月份的美國公共民意研究協會的年會上，主講者暨紐約時報民調部門專家 Nate Cohn 指出，即便經過修正，2018年期中選舉的民調數據依然呈現過度偏民主黨的問題，而且雖然在全國級的大型民調中「依照教育程度加權」的問題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但是在州級的中小型民調中，教育加權依然做得不理想 – 然而總統選舉是按照州級結果決勝負的。二來，民意是一回事，開出的票是另一回事，從兩黨支持者的熱情強弱會影響各自的投票率，民主黨選區和共和黨選區的投票難度又往往不一，而且選民投出的票尤其是郵寄投票 (mail-in voting) 能否被公平地計票依然存在許多變數。讓我們期待既是全球科研中心又是民主國家重鎮的美國，在開票日能夠展現日新月異的民調專業，以及堪為表率的民主風範，重振世界「賽先生」與「德先生」典範的威望。

※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