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文壇巨擘比昂松（Bjørnson）是190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領獎時，挪威還是瑞典的附庸國，儘管當時它擁有自己的憲法，有自己的議會、司法機構、法律體系、軍隊、國旗和貨幣，但必須服膺瑞典國王的統治，尤其不存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以今天的語言或許也可稱為一國兩制。

那個年代的瑞典自許北歐大不列顛，加以軍國主義氛圍推波助瀾，於是長年覬覦挪威，以求它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領土的完整性。1814年，挾著強盛軍武，瑞典在短暫而決定性的戰役中，重挫了挪威民族主義者，成功將其併吞。雖然兩國文化、語言相近，甚而有脈絡一致的維京歷史，但在瑞典近百年統治挪威期間，雙邊利益卻不斷出現分歧。

矛盾最主要來自挪威擁有一套被譽為當時最進步的憲法，議會政治愈朝民主化發展，甚至有削弱王權的設計，並傾向自由主義，瑞典則崇尚軍武，走保守王權至上路線，遵從國王的獨裁權威。兩國最大的衝突，尤其在於自瑞典取代挪威的涉外代表後，經常導致挪威人在對外簽署協議上處於一無所知狀態，而瑞典外交行事，又多以瑞典利益為先，無視犧牲挪威的貿易所需。同文同種的兩國，便一直處在極權專制和民主自由價值意識拉鋸中。

比昂松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難得同時在挪威和瑞典都擁有廣大讀者的文壇大師，被視為是一位以人道主義出發，極具良知和良心的作家。瑞典人欣賞他在文學創作中的人文關懷，在挪威人眼裡，他更是國家精神的象徵，比昂松不只是挪威國歌的共同創作者，為文且反映了自己國家長期遭瑞典、丹麥壓迫的抑鬱，在強國的圍剿幾令窒息下，他的創作不無有探詢自我歷史傳統，進而以此自豪的用意。少年時期的他曾奮勇投入挪威獨立運動，直到他發現文學其實另有更強大的力量。

他的作品因為應和了挪威的國家情境，挪威讀者對他的喜愛不在話下，瑞典讀者倒也經由他一部部著作，重新爬梳出挪威的民族氣質，原來和自己有著截然不同的情懷。對於比昂松能那般寫實揭示資本主義的貪婪狡詐，鞭笞物慾橫流的糜爛社會，瑞典人同樣相當欽佩而嚮往。

比昂松聲譽最卓著的一刻，也是挪威、瑞典衝突最大的一刻，他和另一位挪威戲劇大師易卜生，自19世紀末，便相繼透過個人在兩國間的影響力，不斷呼籲瑞典解除對挪威的奴役，讓人民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們的文學作品不僅在挪威廣受歡迎，真摯的映照自我，更打動了瑞典人，再讓瑞典人反過來理解和支持挪威。

瑞典統治挪威後期，比昂松獨立意識愈發顯著，幾乎要替自己惹禍上身，當時能保護他避免因言獲罪，除了個人國際聲譽，最重要的是受其感召的瑞典文學界人士，也一個個轉身成為他的支持者。比昂松反抗瑞典的方式，是以他獨特的感染力去解構頑固的瑞典社會，陸續和瑞典自由派學者的書信往來足見端倪，其中有些書信透過瑞典學界、文化界的傳播，在瑞典社會造成廣大的迴響和共鳴，瑞典國王極其不屑挪威薄弱的武裝，但完全沒料到比昂松居然會有這般能耐。

相較於當時唱和主戰的挪威左派，比昂松從頭至尾都是聲言反戰，事實上，比昂松也曾一度接受了瑞典王權，直到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一改寬容治理，走上高壓箝制，他才毅然站到瑞典的對立面，深信挪威人民、國家的自信和榮譽，最終唯有「自由」能給予。他反對戰爭，卻不曾迴避眼前那個窮兵黷武的瑞典，直到最後，不只他的瑞典讀者站出來維護他，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同時也得到了瑞典和平主義者的尊敬與同情。1905年，挪威逕自舉辦獨立公投，投票率達85%，挪威人以37萬7149票比184票的壓倒性票數，自行決議結束和瑞典的聯盟關係，瑞典國王正打算出兵否決投票結果，在瑞典和平運動組織出面勸阻下，所幸避免了兩國間一場腥風血雨。

終其一生，比昂松以文學為志，同時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反戰主義者，如同他反對瑞典以武力壓迫挪威就範，也反對俄國沙皇侵略芬蘭，直到年近八十仍積極遊走歐洲倡議和平運動，他從未在瑞典人面前掩飾那個冀求擺脫異國束縛的真實自我，他的許多經典著作為世傳誦，背後皆蘊含了個人的價值觀，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意識裡，很少有別的成分像善惡觀念般那麼的重要。可以說，意識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可分辨善惡，沒有人能不分善惡而過得很自在；常令我不解的是，為什麼有人主張創作可無視道德良心和善惡觀念。如果真的這樣，豈不是要我們的心靈像照相機那樣機械化，看到景物就拍照，不分善惡美醜嗎？」挪威文壇巨擘比昂松在反戰上的努力，於今其實更值得我們多花心思關照。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