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人們更願意談論的是工資收入增速,房產是否升值,好像一切的美好只要能建立在GDP高速增長下,就都充滿希望,最好是遠離政治,別惹事。(美聯社)
「滿屏盡雷洋,亂世難苟活」,自12月23日中國官方公布了對「雷某事件」中邢某某等五名涉案警務人員的不起訴決定後,中國社交平台對此的憤怒幾乎達到了沸點,呐喊聲、咒駡聲與伴隨著數千人簽名的「不接受」,讓這個歲末年初的嚴冬顯得異常寒冷。
言語的反抗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斷的刪稿封貼,不斷的嚴令禁止,甚至於「警告、抓人」等措施也無所不用。主流媒體上,也再無公允談論雷洋者,言論場瞬間只剩下民間的力量,雖然人們都知道,輿論從來在這樣的黨國體制下毫無作用。
人們也應該清楚,只要這樣的政治體制不改,雷洋案就不存在真相與不真相,一切都是依黨治國,依黨行事,任何個人或其他事件但凡觸碰到黨的核心問題上,都是無解,比如說,黨與法治的關係,是黨領導法治,還是法治監督黨,答案不言而喻。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應忽略了雷洋案留下的民間政治遺產:它是否能讓大多數中國人真正直面自己的生存業態?即在經濟半自由化與權力密不透風剝奪所有公民參與決策的專制政權下,人們到底安不安全?這裡到底具不具備所謂的法治?甚至說即便像雷洋這樣標榜著高學歷、中產夢到底是有意義,還是政治一觸碰就不存在的幻覺?就如同我們之前看到的,即便像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家郭廣昌,也能無緣無故消失幾天。
這些看似無解但實則又要正視並竭盡解決的政治與個人難題,是雷洋通過以身犯死留給中國社會的巨大回音,不管中國人願不願意承認,實際上,這樣的政治生態下無人可逃、無人能躲。在此之前,人們相信通過勤勞奮鬥出人頭地就能得到更多自由與法治保障,人們對政治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顯得麻木不仁,人們對中國模式的爭論在經濟學家、政治學家與社會學家中一直不休。
遠離政治 別惹事
與此同時,人們更願意談論的是工資收入增速,房產是否升值,好像一切的美好只要能建立在像前30多年GDP的高速增長下,都充滿希望。而針對那些少數政治參與的反對派,他們整天呼籲民主自由法治,他們希望談基礎的一黨專政危害性,其實在廣義的中國社會,大多數人更願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大多數人認為這些小眾群體「偏激」,總看不到好的改革,當然更本質原因還在於他們一開始就被灌輸於遠離政治,別惹事。
雷洋可能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視窗。筆者所看到的是,包括原本不熱衷、不關注公共事務的經濟學界、企業界、普通民眾都表現了超乎以往的聚焦。要知道,傳統更多的公共事務,那怕是拆遷、天津大爆炸或其他事故,中產或高產(更準確應該是偽中產)從來都沒有表現過這樣一致。
不容否定的是,雷洋的中產身份標籤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國資委旗下工作環境、北京有房等。假如換一個案件,可能也誠如知名律師斯偉江所言,撇除這些想在「審冤疲勞」的中國成為雷洋案第二個有如此大關注度與影響力的,很難。
也就是說,雷洋案倘若能讓更多人真正意識到制度與個體的關係,包括制度壁壘下的種種不合理(比如納稅的人們一點也不具備監督政府的能力),所謂的「依法治國」,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法本身不代表公民利益,這必然是跟全體公民無關,更具體如中國式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的不合理,還有眾多因為說了真話,參與了公民活動就被肆意抓捕並冠以「尋事滋事」或「顛覆國家政權罪」等。
雷洋案之問,對所有中國人而言,都顯得異常重要。你不改變政治,政治就未必會放過你,前者直接與間接被各種束縛各種枷鎖,後者輕而易舉可以讓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被嫖娼」而死。因而,雷洋死後如何避免下一個、更多個雷洋,首先在於你是否意識到體制的全方位危害,繼而去改變它。
※作者為中國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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