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六六年，越南已進入僵持狀態，鷹派想要發動一場總攻擊，而反對者則要求立即停戰。美國聯邦準備系統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和數百位商人一同在《華爾街日報》上刊登一封給詹森的反戰信。一名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的學生在麥納瑪拉住家窗外自焚。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出面反對戰爭，與子女教養領域的最高典範班傑明．斯波克醫師(Dr. Benjamin Spock)一同挺身而出，事實上後者曾在一九六四年為詹森拍了一支選舉廣告。

於是牧師、家庭主婦和此生從未抗議過任何政策的民眾也一起站了出來。一位名叫喬治．H．W．布希的年輕德州議員寫信告訴選民：「坦白說我不大支持送更多美國男孩到越南去。」詹森不只是在尋求「精神上和歷史上」的支持，大衛．艾森豪觀察道；他也在為打一場不符民意的戰爭尋找掩護，並且「為他執行違反公眾意見的政策所付出的歷史性努力，尋求一名總統俱樂部成員的認可」。

到了一九六七年中，高達七萬名美國人陣亡或受傷。詹森的顧問瓦倫第觀察道：「命令人們上戰場，接著從五角大廈接起電話，獲知當天有多少人喪生——再也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事了。我曾經問過詹森：『你如何承受這一切？』他說那就像在每天早晨都喝下石碳酸消毒劑一樣痛苦。」他無法入眠時，會拿著手電筒在白宮閒晃，瞻仰曾在任內因中風而癱瘓的威爾遜總統的肖像，或者他會在凌晨三點造訪戰情室(Situation Room)，因為那裡總會有人能告訴他最新消息和陣亡人數。「他無法阻止自己去懷疑，」古德溫觀察道，「一位惡劣的神已經開始狠狠折磨他，極盡殘忍之能事。」

艾森豪很擔心詹森的心理素質。「一場戰爭或交戰狀態會令人心煩意亂，而這會……讓人失去判斷力。」他和尼克森分享他的觀察，後者在一九六七年秋天來訪農場，他正準備挑戰詹森的總統職位。艾森豪害怕總統「缺乏能告訴他何時該放鬆的內在壓力計。他除了政治之外沒有其他嗜好或興趣」。詹森逐漸從一些記性好的人士的陪伴中得到慰藉，也就是那些也曾進入政治競技場的人。他很享受到密蘇里州會見杜魯門；他稱他是「在戰爭期間少數可以給我安慰的人」。

「你知道杜魯門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告訴古德溫，「他一旦對某件事——任何事，包括原子彈——下定決心就絕不回頭，也不質問自己『我當初應該這麼做嗎？噢！我應該這麼做嗎？』他不會，他只知道自己已盡最大努力做出決定，事情就是這樣了。從不反悔。我真希望我也有一些這樣的特質。」

某天詹森在艾森豪膽囊手術後到瓦特里德醫院探望他，結果偶遇艾森豪的牧師艾爾森博士(Dr. Edward Elson)，牧師問起艾森豪的精神狀況。詹森的回答暗示他自己也同樣需要關照：「艾爾森博士，」詹森說，「每當我需要安慰時，這裡就是我會來的地方，我就會來見這個人。」

但隨著時間過去，艾森豪也逐漸對詹森的口是心非感到不耐。對目標和成本的誠實評價何在？詹森似乎一心一意想發動的那種「無痛戰爭」的概念惹惱了艾森豪。他抱怨：「美國政府允諾要交給人民槍砲，卻對他們說了更多的花言巧語——槍砲幾乎都要被漂亮話給悶熄了。我不相信這可能辦得到。」詹森的支持度暴跌，跌破一九五一年杜魯門的百分之二十三，達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他被比作凱撒、羅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和墨索里尼。示威者的標語牌上寫著「李．哈維．奧斯華，你現在人在哪？」巴比．甘迺迪呼籲無條件的停止轟炸。

一九六七年春天，國內有整整三分之二的人民表示他們已對詹森的領導失去信心。半數人民搞不清楚這場戰爭是怎麼一回事。那年冬天，在巴爾的摩的兵役登記(Selective Service)辦公室，一位天主教神父將兩品脫的血淋在十六個檔案櫃抽屜的紀錄文件上；曼哈頓新學院(New School)的一場展覽上，展示了詹森被燒夷彈女孩(Miss Napalm)和其他死亡象徵左右包夾的作品。接著還有五角大廈大遊行(March on the Pentagon)，迫使詹森要求巴士公司減少班次，以減少聚集人數。

白宮看著這一切，挫敗感日漸加劇，尤其是當河內為反戰示威者的「寶貴支持」和「極大鼓勵」喝采。將軍們開始公開提到可能會「在那裡」贏得戰爭，卻在國內盡失民心。顧問羅威(James Rowe)警告，菁英分子的意見正快速轉向反戰，可能「最後將會改變人民，尤其是沒有遭到反對的狀況」。而且總統大選就快到了。

這是純政治性的折磨：詹森如此渴望被愛，如此渴望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他歸結出贏得這場被詛咒的戰爭最大障礙是大眾的反對，民眾已不再信任他的所作所為。

儘管尼克森將使他一九六八年的選戰圍繞在對沉默多數(Silent Majority)的呼籲，但首先試圖召集搖擺的中產選民支持其理念的是詹森——並且利用俱樂部成員來達成目的。假使他沒法說服人民接受這場戰爭，或許俱樂部辦得到。

對付反對者的任務就落在詹森精明的特別顧問羅奇(John Roche)身上，他過去是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政治學教授。羅奇是一位典型冷戰自由派；他曾經擔任美國民主行動組織(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主席，以及甘迺迪參議員時期的顧問，曾為韓福瑞寫過演講稿，並以常駐學者的身分加入詹森的白宮。「我會堅持主張，」他談到越南，「這是我們打過最富理想主義色彩的戰爭，至死方休。」

「在政治領域，」羅奇常說，「死板筆直的路線就是通往災難最短的距離。」所以他想出一條迂迴的路線來說服大眾。當詹森焦急尋覓盟友，來對抗所有怨聲載道的知識分子及騷亂的示威者時，羅奇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籌組了一個立場明確的智者委員會；他在一份僅供親閱的備忘錄中承諾，他將「不會留下任何主導的痕跡」。他甚至承諾安排寫信者小組支持委員會的努力。前伊利諾州參議員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是對外的最佳領袖人選，他是堅定的反共人士，他支持民權及勞權。羅威也積極提供幫助，認為如果委員名單上至少有兩名哈佛教授，詹森會相當感激。詹森同意這項計畫——但警告「不要露出馬腳」。

於是在十月末，道格拉斯在全國記者俱樂部宣布無黨派色彩的越南和平與自由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 for Peace with Freedom in Viet Nam)成立。榮譽共同主席是誰呢？哈利．杜魯門和德懷特．艾森豪。

這個團體被塑造成平衡激進左右派的力量：「異議的聲音所受到的關注與他們的實際人數遠遠不成比例，」委員會的使命宣言寫道，「我們的目標是要確保美國多數民意能被聽見——要響亮又清晰——如此一來，北京和河內才不會誤信某些反對者的刺耳聲音，他們想要讓美國洩氣，削弱美國的意志力。」委員會充滿公信力；成員包括實業家、教授、諾貝爾獎得主：有前國務卿艾奇遜和伯恩斯(James Byrnes)；前哈佛大學校長康納德(James Conant)；前加州州長派特．布朗(Pat Brown)；美國勞工聯盟及工會組織(AFL-CIO)主席米尼(George Meany)；作家易利生(Ralph Ellison)；以及除艾森豪以外唯一仍在世的五星上將布萊德雷。

全世界都在看美國的意志是否正在瓦解：「如果透過新成立的公民委員會或任何其他管道，美國沉默的中間派能夠找到有效的代言人，」《時代雜誌》主張，「美國外交政策就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對盟友和敵人皆然。」

前參議員道格拉斯一次次如實申明委員會的獨立性：「任憑你們如何捕風捉影，我們都不是在掩護政府。」幾個月後他在一場記者會上如此說道，當時委員會發布了一份聲明，警告對河內單方面的讓步就是走向投降之路。然而，無論是任何重量級的委員會，都已經無法平復美國中產階級對這場戰爭日增的焦慮。

艾森豪仍不斷表示支持詹森的努力，並激勵他直到最後都要保持強硬。「有次我向他抱怨傅爾布萊特那幫人在找我麻煩，」詹森回憶，「他告訴我：『哎呀，我會直接給他們點顏色瞧瞧，不要理會這些書讀太多的參議員，就這麼簡單。』」在聖誕節期間的一次訪談中，艾森豪宣稱任何有意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黨或共和黨人，若以退出越戰為其政見，「我都會全力對付他」。他警告道：「只有少數幾件事會讓我展開全國性的巡迴遊說演講，而這就是其中之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克(Tom Wicker)注意到他評論中「毫不掩飾的好戰性格」，並且驚嘆他從一九五二年參選總統以來的改變——當時他曾經在談及韓戰時質問：「我們該走向何方？何時才能結束這一切？會有結束的一天嗎？」

無論如何，艾森豪的選戰時代已然過去——就某種意義而言，詹森的總統任期也已經告吹。到了一九六八年初，他幾乎已經成為白宮的囚犯，足不出戶。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在一月底展開，八萬名共軍攻打南部超過一百座城鎮。攻擊結束時，北越陣營損失慘重；但白宮和五角大廈的信譽盡失，承諾過的苦盡甘來也隨之破滅。麥納瑪拉引咎辭職；魏摩蘭（編按：時任駐越美軍司令）仍在要求派出更多軍隊。

一如在一九四八年反抗杜魯門，美國民主行動組織的自由派再次策劃了一場叛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主播克朗凱(Walter Cronkite)公開宣稱戰爭不可能打贏；「我已經輸掉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民心。」詹森宣告。主和派候選人麥卡錫(Eugene McCarthy)在新罕布夏初選贏得百分之四十二點四的選票——儘管不久後一項更詳細的分析顯示，他得到的選票中有六成是來自認為詹森升級戰爭速度不夠快的民眾。他們只是厭倦僵持的戰局、政府的謊言和不斷載運返鄉的烈士屍體。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詹森宣布單邊停火，並任命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為他的私人特使，會「在任何時刻前往任何地方」去促成和談；詹森接著丟出一顆震撼彈：他表示，鑑於「世界的期待懸而未決」，他必須將每個時刻、每次呼吸都奉獻給「令人敬畏的總統職責」——因此他「將不會尋求或接受連任」。

儘管滿懷企圖和目標，林登．詹森非凡的總統任期就這麼結束了。可是在接下來的七個月內，他將有機會重新考慮他的決定——尤其是他發現自己正身處現代最迂迴、危險的總統俱樂部的衝突之中。

*本文摘自《總統俱樂部：從杜魯門到歐巴馬，二戰後歷任美國總統的競爭、和解與合作（上下冊不分售）》，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

南西‧吉布斯目前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蕭恩斯坦媒體、政治與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主任；2013至2017年為《時代雜誌》總編輯，同時也是該雜誌史上第一位女性執行總編輯；曾於1993至2006年間於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寫作教授。

她於1985年進入《時代雜誌》工作，初期只是兼任的事實查核員，從1988年開始採訪寫作，至今發表了175篇的封面文章，超過任何其他作家，其中包含讓她獲得2002年「國家雜誌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的九一一事件特刊。2003年被《芝加哥論壇報》選為全美最佳雜誌作家；2004年她的文章被收錄進普林斯頓大學文章彙編的「年度最佳犯罪寫作」，2005年再次獲選為「年度最佳政治寫作」；《時代雜誌》亦選之為「85年來的最佳寫作」。同時她也經常接受廣播電台與電視台的採訪，並於全美各機構針對美國總統的歷史、功能與意義發表演說。

麥克‧杜菲（Michael Duffy）

麥克‧杜菲目前為《時代雜誌》副執行總編輯。從1985年開始為《時代雜誌》工作，在1997至2005年之間擔任華盛頓特區分局主任，並於2006至2007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新聞學教授。

《總統俱樂部》是兩人第二次合作。2007年他們曾合著《牧師與總統：葛翰理在白宮》（The Preacher and the Presidents: Billy Graham in the Whit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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