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雜誌《人物》發表了一篇調查性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揭示了壟斷資本平臺利用大資料技術，以經濟效率為導向的演算法優化邏輯過度擠壓外賣騎手（外送員）的配送時間（2019年中國全行業均配送時長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進而嚴重威脅到勞動與交通安全（包括勞動者和行人）；同時由於平臺經濟的業務外包模式，脫離穩定勞務的外賣騎手亦缺乏最後的保護屏障。文章激發熱議。

要知道，如今中國外賣市場是一個價值4000億的市場，去年中國70周年國慶閱兵期間展示各行業生活裡的外賣騎手之所以搶眼，因為他們已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今年疫情以來，不少人吹噓中國模式封鎖居家抗疫靠的就是外賣平臺的發達。在舉國推動大資料系統這個所謂新四大發明之一的技術之下，為保資本迴圈加速的技術加速，社會變遷加速以及生活加速這個惡性循環，無疑深深套牢住每一個勞動者，即人的異化和被剝削情況無疑更為嚴峻了。在今天中國擁擠電梯時看到的一張張經過大雨和暴曬，略顯焦躁但又懶以面容的面容，為趕送時間險從身旁而過的電動車，是這個資本主義最後試驗場的最新縮影。

對於一些信奉原教旨市場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來講，這的確不算問題，外賣平臺之所以可提供幾百萬份工作機會，其多勞多得，最高薪酬可與白領相當是個極大的誘因。沒有學歷，這些外賣騎手們之前往往可能是工廠裡做著更為流水線工作的工人，困于農村沒有出路的青年，在琳琅滿目的大城市飛馳著也不失為參與這盛世現代性的絕佳機會。不過，事實的另一面是隨著中國大城市進一步加快土地的開發和升值，辦公室大樓旁的菜市場和小餐館等地段經濟帶不斷減少，而專做外賣不設座位的餐館應運發展；與其讓白領出去吃飯不如讓外賣員來送餐，因為相比之下白領出去吃飯浪費的兩個小時工資比支付給外賣員送餐的半個小時工資要低得多，如此這般的空間套利與時間套利，就是今日中國社會資本最大限度地靈活化與零散化以求最大增值的實踐。

最近美國左翼雜誌《SPECTRE》刊登了學者ELI FRIEDMAN《Why China Is Capitalist》（為什麼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一文。如其所說，資本主義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從根本上說，它是一個將人的需要附屬於價值生產的制度。這種附屬關係通過市場依賴的普遍推廣而被制度化，與此同時商品形式亦成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仲介。而這商品是指對某人有用的、包含交換價值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交換價值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決定生產的是利潤，而不是事物的實用性。

今天的中國，法拉利跑車和古馳(GUCCI)商店裝點著中國的各大都市，國內外公司的商標印滿了天際線，高層豪華住宅如雨後春筍般遍佈每一個主要城市核心區。中國從世界上貧富最均等的國家之一迅速演變為經濟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無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政府堅持自稱是市場經濟，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為全球化辯護並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還是在民間社會中同樣可以發現普遍的文化表現形式下暗藏的極端資本主義取向：提倡刻苦工作，徹頭徹尾的消費主義，以及對賈伯斯、馬雲等商界大亨的天才崇拜。而近年反復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和開發商大規模盈利表明，住房的生產是為了應對市場機遇。在各大經濟部門中，很明顯，生產首先都是為了創造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

而作者在文中更提到，中國的無產階級──一個唯一擁有的生產性財產就是自己的勞動力的群體要想活下去，就必須想辦法依附於資本，絕大多數人只有首先讓自己對資本有用，基本的生活需求才能得到保障。例如雖然教育等名義上的公共產品的分配機制因城市不同而大相徑庭，但總括邏輯是優待那些國家認定對提升當地經濟有用的人。很多大城市都有「積分」計畫，申請人必須在一系列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的指標（如最高學歷、技能認證和「勞動模範」獎）下累積積分，才能享受公共服務。適格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全憑市場擺佈。

對於不少自由派來講，念茲在茲的，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比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廣泛，全因其依賴以提高效率、利潤率和可預測性為導向的國家干預式統制主義（dirigisme），例如國民黨統治的臺灣（臺灣的政府經營企業八十年代末就貢獻了本地區近四分之一的GDP），它並不與資本主義對立，而更是後者極端壯大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如上所述，商品房建設完全以市場信號為導向。城市政府在財政上高度依賴土地拍賣的利潤，導致政府利益與開發商利益緊密結合。

那麼，在今天中國，究竟誰壓迫著誰呢？海外的反共反中者充滿意識形態偏見的粗陋分析（國家與社會的對抗，中共是這一政黨為萬惡之源）已遠遠脫離現實，若沒有徹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野，人們嘲笑底層中國人愛國玻璃心很容易，但對其依賴的國家權力嵌入的經濟系統卻難以捉摸，自由與解放從何說起。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