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香港有很多人雖然無票，但也想 Donald Trump 選贏，是一個涉及全球化陰影的問題。在當代全球範圍的進步史觀裡面，香港這些人和美國中西部白人一樣，是「反動」 (re-actionary) 的；但中國的進步主義實踐 (國民黨及共產黨) 已經說明，被指控為「反動」的好多都只是一般人甚至高潔之士。

簡單來說，為甚麼香港有川粉，是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裡面，感到巨大的失敗感和威脅感，而「一國兩制」在 1997 年至大約 2019 年中間，都是「全球治理」的一個實驗，得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背書。這個實驗的高層結構，是華爾街跨國資本和工業家和中國市場的共謀、以及美國拉攏中國圍堵蘇聯的大政治；其下層結構才是英國交還香港，並得到美國祝福維持所謂金融中心的香港政治。

在此政治秩序下，一般香港人感到被出賣，不只是對中國怨恨，更對西方拋棄道義和偽善敢怒不敢言。香港人骨子裡親西方，就將這一層怨恨收藏得很深。甚至是因為長期受西方思想殖民，而「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乾脆否認了就當不存在。這件事我是由實際的本地經驗學習得到，在 2010 年左右香港出現了中國人哄搶香港物資、水貨行業成行成市擾亂民生的問題，最後組織力完全廢弛的香港人也嘗試組織了非道德政治 (如紀念中國的六四) 而進入實際政治的示威，針對此種外來的經濟和文化干預，但這些初期嘗試遭受國際上的絕對逆風。很多西方主流媒體，都在第三世界情結的白人以及中國員工、作者的操持之下，將香港人的自救運動妖魔化，鞭韃他們為排外法西斯、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抱持西殖優越感諸如此類；甚至出現了專門分析西媒如何鞭韃香港人的專頁。

全球治理陰暗的一面

那個時刻對很多人都是覺醒時刻，覺醒到「西人跟中國人站在一起」的空間不只存在，而且利益巨大。慢慢就發現所謂的全球化政治、全球治理的陰暗一面。肯定早過那些後知後覺的人，甚至比 Trump 和共和黨更早。那些年中國在香港搞的倒退式政改，即香港民主黨變節支持那個，就得到美國透過駐港領事大力祝福；不論香港發生甚麼事，「國際」對香港仍然是抱持固有的 line to take。

那個時候開始很多香港人就已經對國際大台不抱好感，Trump 拆國際大台的行為，自然會得到他們打從心底裡的支持。而香港人是一早分化為「國際治理 (中美合謀的全球化 equilibrium) 受益者」和「國際治理受害者」兩個階層。今日的站位，在 2010 年代已經基本劃分了出來。對於水貨問題——經濟及文化殖民——咬牙切齒的受害者，多數會傾向 Trump；而當日狠批示威者法西斯、排斥內地人、為何不爭取中國新移民選票的人，則多數傾向拜登。因為他們會說「海怡不是廣東道」，因為他們住在港島的高尚地區，歲月靜好，是知道有擾亂問題的，但他們沒有感受到切遍之痛，放假也可以出國而不用面對本地社區街道商場被佔據的問題，社會階梯與國際高度聯繫 (商業、學術、政治、NGO 網絡之類)，由於一切都已經離岸化，所以對移民問題通常採取寬容態度，因為他們連子女都不在香港讀書的了；中美合謀的現存秩序對他們還是利多於弊；

他們就像紐約或者加州人一樣，肯定是支持拜登多一點，因為拜登承諾會恢復被 Trump 傷害了的「大體制」，拜登說「要讓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行事」，但事實上所謂國際規則就是中俄等國執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是世衛幫手淡化消息導致西方錯失防疫時機、就是香港根據國際規限變成現在這樣，這一切都是國際規則，而在各種聯合國式體制裡面，近年已經有「第三世界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

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不只香港人連其他地方的人，都開始覺得現存的「國際規則」本身就是問題根源。港台人和中西部 Rednect 在這個問題的意外連結，是因為港台人是國際秩序的受害者，而中西部 Rednect 近年則發現國際秩序開始不再 favour 自己——他們都發現自己的國家變成了不為自己服務的「異己」。

「友台」只是個壟統的說法

為甚麼台灣人很多都支持 Trump，因為他比較「友台」是一個壟統的說法，事實上香港如果說是國際規則的受害者，台灣則是國際體系的被逐出者。他們也說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也就是世界秩序沒他們份的。因此他們基本上都是天然地明白被大體制迫害的感受，Trump 將自己定位為華盛頓建制的挑戰者、國際大台的拆毀者，自然得到被那個大台多年無視和迫害的台灣鄉民喜歡。

支持拜登的也有不少親中者，因為親中和親西在那個意義上是一體的，他們認為跟中國講和就可以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和生存空間。所以支持國民黨就是跟中國緩和關係，支持美國民主黨則是渴望恢復中美交往然後中介發大財的好日子。

所謂國際秩序的基石，包括聯合國、北約之類，就是二戰體制和冷戰格局的遺緒。冷戰是為了圍堵蘇聯，而香港其實是二戰後秩序的受害者，因為中國變得重要，所以英國也不能在這裡搞民主，香港也在聯合國失去了殖民地自決資格；而台灣同樣是冷戰的受害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是基於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盲目支持，而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代價就是失去國際地位，從此成為國際孤兒——因為美國不再需要中華民國，他們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圍堵蘇聯，因此台灣不再重要，也因此可以民主化。所以兩個地方的人都很有理由對敵視 Trump 的國際大台不抱好感。香港雖然在國際秩序的「祝福」下似乎得到國際能見度和參與權，但大家很快就發現其實只是中國在國際投票的時候多了一票，並不代表國際人提倡的各種人權公義在這裡可以實踐得到。而兩地的拜登/民主黨支持者則是性質類似的，他們的權力和話語權來自「國際聯繫」，得益於二戰以來人類試圖進行各種國際整合的努力，不管是實際資源或者意識形態話語權。而一般人對拜登的懷疑態度絕對不只是因為他和他家族的私德成疑，更是原則性不認可他「要重回跟中國又傾又砌」的多邊主義路線。

台灣支持拜登的也有不少親中者，他們認為跟中國講和就可以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和生存空間。（湯森路透）

國際整合和治理的基本前設，是以合作取代對抗。因此拜登陣營的講法，就是跟中國要在國防、科技、經濟、知識產權等範疇變成競爭，但又要在環保、衛生、國際合作等領域保持溝通合作。對中國認識深的人，就會看到「又傾」的那個環節肯定會被操作至死，變成抵消「又砌」的結構性臭蟲，最後等於甚麼都沒改變。而冰山崩潰的指標性事件，當然是 2019 的武漢肺炎大流行，香港是因為不信任中國，繼而不信任中國控制的世衛，最後民間自救，在世衛在淡化疫情的時候，已經不等待指揮而自發全民戴口罩，最終將傷亡控制在較低範圍；台灣就根本不是世衛合資格會員，也是國際社會棄兒，但最終也因為「不聽中央指令」而自行動員最終成為防疫模範。拜登批評 Trump 防疫政策不佳，應派員到中國取防疫經，更是貽笑大方，也是迷信「國際合作」的典型。不要說美國，就算是世衛的調查員，也是被拒入境武漢的 ，根本不會有東西查得出。

這些諷刺而弔詭的全球事件便是不斷提醒人們，現存的國際秩序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究竟是幫助到人的秩序還是剝削性的秩序。而很大力支持拜登的港台人，基本上就是渴望恢復 Good old days 而無視一般人生活和情緒的孤立階級。Samuel Huntington 視出席達沃斯論壇的全球跨國精英為「達沃斯人」，「這是一群跨國別的國際化精英，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亨廷頓認為，達沃斯人『幾乎沒什麼對國家保持忠誠的需要』，他們彼此間存在着比跟自己的同胞間更多的共同點。他們也有能力從新的市場全球化和信息技術中獲取不成比例的好處。」他們的動機千頭萬緒也是一條，減少國家權力、拆除邊界，進行跨國統治和經濟政治學術殖民。

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

在香港或者台灣的第三世界人口，其最高階段便是成為達沃斯人的外圍和次級模仿者，對他們的意識形態，如環保政策、移民歡迎主義、性小眾學術、環球金融、中國友善傾向等等，進行再生產；具體路徑便是移民外國，再回來教訓家鄉的人不懂得國際秩序，由於他們是次級模仿者於是就將事情道德化起來。就像紐約人嘲諷中西部人是大鄉里、台北人認為南台灣很落後之類。而香港也有人去了外國之後就急不及待教訓支持 Trump 的香港人是極右、沒國際見識、會被外國人嘲笑一樣。

「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是明末思想家李贄的講法，他認為他那個年代的人，只會僵化地以孔子標準行事，但孔子那個年代跟他們那個年代極不一樣，所以主張不能死搬硬套。只有孔子的是非，就等於從來沒有自己的是非。

在這個由聯中反蘇、外資入中、美國帶領中國進入世貿為起點的中國式全球化系統，中國的殖民性驅動力，也是由世界體系所供養，現在西方人被反客為主；中華帝國在歷史上的邊緣地區如香港台灣，則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大中國主張和跨國建制派仍然極具能量，以進步的名目，行殖民之實。他們同樣想用中國/外國的是非，取代本地人的是非。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