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何韻詩七月九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的發言，提出人權理事會應該把中國驅逐出理事會，她直接點出最主要的矛盾：中國正在侵害世界或西方社會視為核心價值的人權和自由等精神，這和西方社會的主流政治價值有所衝突。

黃之鋒在九月十二日訪問柏林，爭取德國及西方國家支持香港，他將香港比喻為「新柏林」，站在對抗共產政權和專制統治的前線。一星期後，黃之鋒、何韻詩、「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學界代表張崑陽等到美國出席國會有關《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聽證會，批評香港自由倒退、連月警暴、漸變一國一制，呼籲美國維護香港人權自由，以及盡快通過法案。十一月十二日，美參議員賀利呼籲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時，說「有時在歷史的進程中，一個城市的命運可以定義整個世代的挑戰。五十年前是柏林，今天這城市是香港。」

抗爭者遊說的話語，切合西方的主流核心價值，亦符合西方國家當下的現實政治需要。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逐漸注意到中國為首的不少專制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國際上擴張政治影響力，用各種方法散播反民主反自由的價值，並利用西方國家本身的自由民主環境（例如言論自由及商業自由），嘗試影響西方國家的民主體系運作，以及全球的民主發展，因而開始覺得有需要在各方面加以抗衡。

香港運動的論述自九月開始改變。香港的抗爭運動轉變為全球抵抗中國專制政體擴張的橋頭堡，因此香港的抗爭並不是單純為了自保香港一城的自由，而是代表全世界的文明社會抵抗極權擴張。以此角度看，西方社會就有道德責任聲援及協助香港。

這種論述，蔡英文在二〇二〇年競選總統時及當選後亦有採用，同樣是把台灣定位為區域內守衛民主自由、抵抗中國專制力量擴張的重要堡壘。

這個國際化的角度令運動被重新定義，進一步面向國際。抗爭現場多了出現英文的口號「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以及面向外國的訴求口號「Free Hong Kong」。

九月八日到美國領事館的遊行，有不少人手持及揮舞美國國旗，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吸引美國傳媒拍攝以及在美國的電視上出現，其後美國國旗在示威遊行現場出現的次數亦有所增加。

九月二十九日，本來由台灣發起聲援香港的「全球反極權」遊行，變成全球二十四個國家六十多個城市的「反極權」遊行，當日由銅鑼灣至中環的遊行隊伍中，有數十人分持不同國家的國旗前進，象徵這是和世界上各個不同國家站在一起的運動。

抗爭者亦更自覺地要爭取西方國家支持，及以西方制裁作為籌碼之一，八、九月開始有人呼籲多開英文推特帳號作國際宣傳，因為推特在西方社會中較廣泛使用（但香港較少人用）。後來圍攻理大之役，不少支持者便用推特轉發大量片段以向國際求援。

十一月二日，香港有人發起「求援國際　堅守自治」的維園集會，主旨是呼籲各國對香港爭取自由的運動施以援手，但由於警察反對集會，於是改為由一百多名區議會候選人發起在維園集會。集會開始約一小時即遭警察以武力驅散，接著警察在港島灣仔銅鑼灣一帶以水炮射擊及包抄圍捕，多人被捕，但同日世界上卻有十七個國家共四十八個城市集會聲援香港。

反之，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國際輿論工作，顯得相當地被動和無力。

中國政府對各國聲援香港言論的反應，通常都是說香港問題是中國內政，其他各國不得干涉。

到了CECC通過人權及民主法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回應是：「該案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公然為香港激進勢力和暴力份子張目，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相對香港人的普世價值訴求，這種黨八股式的回應對西方輿論大概不會有效。

特區政府方面，大量的警暴鏡頭每週傳送到外國，已經在國際輿論上置其於不利地位。何超瓊和伍淑清曾經在九月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指摘示威者是暴徒，一小撮人不代表香港七百多萬人意見等。

林鄭月娥原定九月到美國的探訪取消，又沒有主要官員針對《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到美國遊說，外訪的官員（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等）都只是官式地強調香港的法治自由不變，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經濟競爭力很好等話語，欠缺說服力和針對性。

官方發言和其後海外的報章廣告都是官樣文章，單調、缺乏設計意念和吸引力，相對於民間多樣且高質素的網上宣傳短片和廣告，官方在宣傳效應上完全落於下風，反映了與時代脫節的守舊政府，完全沒法與民間智慧抗衡。到了九月底，香港抗爭者已經在國際輿論戰中大獲全勝。

作者簡介

馬嶽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香港選舉、政府、政黨及議會發展、民主化、政治經濟學及東歐轉型期政治，並定期於香港各大報章發表文章。著有《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與蔡子強合著）。

本文摘自《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