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白色恐怖大逮捕」70周年。70年前，也就是1950年，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逮捕行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從年頭到年尾，國民黨的軍警特機關無時無刻不在抓人。根據後來國防部提供的資料，光是1950年，因為「叛亂」及「匪諜」案件被捕的就有1882人，比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總逮捕人數還多，平均每天有5個人被消失（秘密逮捕）。然實際數據遠高於此，因為很多人短暫羈押數日、十數日或數十日後即被釋放，沒有移送軍法處。之後，1951到1954年，官方統計每年仍有上千人被捕。整個1950年代抓了將近一萬人（意味有一萬個家庭因此破碎），而被捕者大部分是年輕人。

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

那是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對許多二、三十歲青年而言，則是真真實實的末日；擺在眼前的，不是浪漫愛情或燦爛前程，而是血腥的刑求和斃命的刑場。更多人被送到綠島集中營，還有許多人逃亡深山，與蟲蛇飢寒為伴。這場末日悲劇和二二八一樣，都緣於台灣在戰後被「送中」後，遭受外來政權的凶殘鎮壓，而國際社會都毫無聲援，坐令悲劇無止盡擴大。

這場世紀悲劇的關鍵字是「中國共產黨」，大部分因涉共案件被抓；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牽涉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的案子。從官方到民間，從70年前到70年後，普遍對這13個字顧名思義，不求甚解，認為這些案件的受難者就是中共黨員（官方也許清楚真相但樂於誤用），其實這是對台灣近代史最大的迷思之一。無法破解這層迷思，就無法看懂這段台灣史，也無法了解這數千名青年犧牲受難的意義。

省工委：不是中共的中共

要破解迷思，必須藉助李登輝那句「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名言。這句話極具哲學高度，不只是講李登輝，也是講台灣近代史。沒錯，台灣是「不是台灣」的台灣（國民黨不認台灣，只認中華民國；國際社會不認中華民國，只認台灣），省工委則是「不是中共」的中共。它雖頂著中共招牌，但從裡到外，與中共迥然不同。它雖由中共華東局（或上海局）催生，前期（1946.04-1949.05）與中共尚有時斷時續的聯絡；但陳誠在1949年5月發布戒嚴，以及省工委領導班子從1949年10月起陸續被捕後，情勢丕變。

關於這情勢，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台灣與中國海峽相隔，二是省工委沒有電台。因此，省工委在各地吸收的黨員，經過黨中央（書記蔡孝乾、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等人）審可後，必須透過交通員將名冊傳遞出境，交給中共審核。中共有沒有審核？通不通過？通過幾個？都是層層大問題（當時中共對黨籍審核甚嚴，謝雪紅的黨籍問題就是一例）。但理論上，我們假設戒嚴之前，由交通員送出去的名單，中共知道。

然而戒嚴後，當局開始抓人，出入境設下巨障，省工委與中共的交通頓阻；1949年秋省工委領導班子大崩盤，陳澤民、張志忠、蔡孝乾、洪幼樵先後落網。蔡孝乾於1950年1月首度被捕，此後輾轉逃亡，行蹤極隱（直至4月再度被捕），不太可能審核新的黨員；新黨員既未審核，名單又送不出去，中共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可能通過。換言之，最早從1949年10月以後，最遲從1950年1月以後，加入省工委的「黨員」，包括一些熟知的名字，都不可能是中共黨員。

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年輕時堪稱美男子，後來投降國民黨。統派論述一貫將省工委的覆亡歸咎於蔡孝乾，這是將複雜史實過度簡化的做法。(圖片取自網路)

組織一團迷霧　國共各取所需

然而省工委各地組織不僅持續吸收成員，甚至1950年5月以陳福星為首的「省工委重整組織」（中共可能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存在）成立後繼續吸收新血。於是詭異的情形發生了：這些被吸收者，「自以為」或「被視為」加入中共，其實根本沒加入，成為「沒有加入的加入」和「不是中共的中共」。再加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入組織」（只是參加讀書會或某某互助團體），乃至什麼也沒參加、純被特務硬栽罪名者，其數更為可觀。

事實上，國民黨宣稱的「共產黨員」，除了來自省工委外，還有省工委的化名或二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各地讀書會、牛犁會、豬肉會、同窗會、互助會、兄弟會、歌謠會、結拜會、自治會、道德會等等，名目繁多，水準參差，成員駁雜，乃至是不是「外圍組織」都莫衷一是。本來，這在「台灣解放」後，所有成員透過總清查或總登記，都可以進行總確認；但台灣遙遙獨立於中共統治之外至今，這一切問題林林總總，皆懸而未決。最後變成一團迷霧，便宜了兩個黨：一是把他們全部打成「共匪」的國民黨，一是把他們當作統戰工具的共產黨。

從數據來看，1950年5月省工委領導班子四人聯名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稱全省黨員「共計九百數十名」。這是省工委最後認可的黨員人數，其中許多是1947年二二八以後（特別是1948年以後），為配合中共的瞎指揮而浮濫吸收者。然而據台灣官方統計，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的匪諜和匪嫌案件，共逮捕4075人；加上當時已核准自首的匪諜「不下二、三千人」，那麼1950-1954年的匪諜匪嫌總數，多達六、七千人。即使扣掉非省工委案件者（例如中共其他單位遣台的正港匪諜，人數不多），落差仍有數千人之鉅。這數千人既不是中共，也不是省工委，卻也被官方當成「匪類」處理。白色恐怖冤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觀察點。

無名英雄廣場：利用死人欺騙世人

對於這些從姓名到身分都無從知曉，從「九百數十人」到六七千人之譜都無從證實的「匪諜」，中共的態度很清楚：不認這筆帳。這一點台灣人認識不清，對白色恐怖當然看不透。中共只肯承認它派遣來台的外省黨員如吳石、朱諶之、錢靜芝、計梅真等；對於有多少和哪些台灣黨員，則是讓台灣人自己去猜，它不公布也不表態；甚至大施障眼法，從模糊中獲取統戰利益。

例如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了「無名英雄廣場」，刻了846名台灣白色恐怖死難者，就是其統戰代表作。其中有真有假，假的是內容錯誤百出，基本上是把台灣網路搜尋可得的死刑犯名單，全部收割為「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灣執行任務、犧牲於台灣」者，利用死人來欺騙世人；真的是所有碑文都沒有提到這些人是「黨員」或「烈士」，只稱其為「無名英雄」。事實上，該廣場的興建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共軍對台心戰單位），擺明了就是做統戰，與認證黨員或烈士無關（中共只「追認」很少數的台灣人如張志忠、林正亨等為「烈士」，但烈士不必然是黨員，而且登記有案的烈士多達數百萬人）。

以上是從歷史脈絡來論「省工委」不等於「中共」。其實兩者從緣起、發展、資源、人數，到成員結構、權力樣態等，都截然不同，最顯著的分別在於手段。中共採取武裝革命和暴力奪權，早在戰前就已屠殺近六十萬人（調查局統計）；更在魔王毛澤東等人領導下，從早期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政黨，質變成一個「最徹底的邊緣人集團」（余英時語）。省工委則自始至終都停留在言論和組織階段，絕大部分採非暴力抗爭。就筆者所見資料，其對內對外所殺者不到三十人；若以三十人計，還不到中共戰前殺人數字的兩萬分之一。「匪」和「中共」這些帽子，根本扣錯了省工委。陳英泰將省工委定義為「台灣反蔣地下活動的大聯合」，才是一語重的。

二二八到白恐　台灣人兩度做替死鬼

這一點，對理解1950年代的大逮捕至關重要。這悲劇是重重無盡和深不可測的，和二二八一樣達到悲劇之極致。其中有多個層次。第一層：省工委雖不等於中共，卻因頂著中共招牌，而承受國民黨對中共的深仇大恨，在國民黨敗逃台灣後，被當成中共趕盡殺絕，絕大部分成員遭到不合比例原則的嚴懲重判。這個「不是中共的中共」，做了中共替死鬼。白色恐怖深冤如海，至今無法探底，這是關鍵原因。

事實上，國民黨這種「移恨」作用不是第一次。二二八時，由於陳儀當局把責任「甩鍋」給台灣的抗爭民眾（官方稱為奸黨），並把國軍兩大敵人：共產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人）嫁接到「奸黨」身上，導致台灣人被當成共產黨特別是日本人慘遭屠殺。尤其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國軍無處洩恨，台灣人乃成了日本替死鬼。這是何以國軍會採用刺殺、沉屍、鐵絲穿掌等虐殺手段，使二二八異常血腥恐怖，因為這都是日軍侵華的殺人術，被國軍用來報復於台灣人。

互相不認識　生死苦糾纏

第二層：中共與省工委，不只前者不清楚後者，後者也不了解前者，甚至為前者送死，關係怪誕無以言喻。固然社會主義是當時顯學，但即便把所有著作背得滾瓜爛熟，也不可能了解「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共。省工委唯一的「中共通」，恐怕只有走過長征、親歷紅色恐怖的蔡孝乾，但他既是中共代理人，不可能講實話。整個省工委，就在先天對中共資訊不足、模糊懵懂，後天又因單線領導而加劇「以盲引盲」之下，形成集體迷思。如果這只是網路的虛擬遊戲還好；問題是，這是殺頭賠命的事業，省工委諸君把青春生命賭在這盤不清不楚的棋局上，而且全盤皆輸，令人無比痛惜。

再深究之，何止省工委與中共互不了解，台灣與中國也互不了解。台灣在戰後迅速送中，並迅速捲入國共內戰，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訊認識對方和保護自己。中國不了解台灣，所以國民黨把台灣人當日本人和共產黨來殺；台灣不了解中國，所以陷入「祖國」迷思，也任由「祖國」擺布。不懂祖國而獻身祖國，和不懂中共而加入中共，以及戒嚴年代不懂國民黨而加入國民黨，都是荒謬卻真實的台灣經驗。當時反抗陣營，像史明能親入紅軍見聞暴行，發現不堪的革命真相，毅然與中國脫鉤，追求台灣獨立者，恐怕絕無僅有，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第三層：省工委為了救台灣而加入它不了解的中共，而真正洞悉中共暗黑本質和手段者，偏偏是它所反抗的國民黨。這層三角關係令人窒息。宏觀來看，中共殘暴更甚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國民黨主要殺中共和親共人士，中共卻連百姓和自己人都無情殺戮。國民黨防守台灣，也確使台灣免於赤化。從「保台」觀點來看，省工委與國民黨立場一致，本可合力抗共，但戰後國府劫收和二二八事件，斷了這一切可能性。歸根結柢，國民黨做得太絕了！

史明年輕照片。他加入紅軍，目睹紅色恐怖，沒有加入中共；而省工委許多人沒去過中國，不知道紅色恐怖，卻(自以為)加入中共。(圖片取自史明回憶錄)

中共瞎指揮　惡龍大逞凶

關於省工委的命運，有兩個關鍵因素常被忽略：第一，省工委原本走「隱蔽精幹」路線，嚴選黨員，二二八時才不過七、八十名；但隨著共軍在國共內戰節節勝利，中共向省工委下達1948年「發展出兩千名黨員，組織五萬人武裝力量」的指示，準備「配合解放軍作戰」。這種「大躍進」式的指示，迫使省工委顧不得隱蔽精幹，盲目擴充，導致組織成員浮濫，行動大膽躁進，因而提早曝光和加速崩潰。設使中共沒有瞎指揮，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加入省工委的死亡遊戲，白色恐怖災情不會如此嚴重。

第二，國民黨在大陸雖血腥剿共，那是因為中共對國民黨的寄生奪權、分化滲透，特別是武裝暴動，讓國民黨忍無可忍，傾力撲滅。但對中共的「統一戰線」夥伴或外圍群眾，手段較為收斂；對言論自由尚能容忍，傾共報刊能在「國統區」發行即是一例。然國民黨敗退台灣，「痛定思痛」，在1949-1950年進行特務、黨務兩大系統改造後，不僅大肆迫害無辜，言論入罪，而且對異議人士和反對黨有近乎病態的敵視。從罪與罰的比例原則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凶殘程度絕不亞於在中國的剿匪。正如尼采所云「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邪惡的共產黨讓國民黨更邪惡。省工委（以及台灣人）不幸，遇到這個邪惡2.0版的國民黨政權。

反抗不是叛亂　義行永垂不朽

第四層悲劇：如前所述，省工委不了解中共，也不等於中共，卻被中共錯下致命指示，再被國民黨趕盡殺絕，之後又被「叛亂」污名封印七十年。因為染紅，它被中共當成統戰工具，又被統派套進紅統論述，更被台灣社會長期遺棄和漠視。晚近人權振興，才開始得到平反（或稱轉型正義）。但特別注意的是，這平反僅停留在人權層面；對於其犧牲受難，礙於紅色關係和叛亂罪名，仍未給予正面評價。不同於《自由中國》和《美麗島》諸君受到推崇，省工委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至今沒名沒姓，不明不白。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不曾真正了解1950年代。

事實上，省工委既不是中共（如前所述），也沒有叛亂。「叛亂」不是國民黨說了算。一直到1990年代國會改選和總統直選之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始終沒有真正的合法性（顛覆民選政府，才能稱為叛亂）；特別是省工委那個時代，國民黨是一個在戰後劫收、在二二八屠殺、在白色恐怖鎮壓的外來政權，台灣人起而反抗，是天經地義的事。設身處地，設若中共今天攻台，台灣人必會抵抗到底；當年的省工委，就是做今天台灣人會做的事，何叛亂之有？

從因緣來看，省工委反抗國民黨是「因」，加入中共是「緣」，而且是很不具足的緣。緣是偶發的，對省工委而言，中共只是它反抗國民黨的助緣而已。當我們撥開迷霧，凝視正因，深入史料，就會發現省工委實以民主自治為驅動為目標，不斷於民主運動的大洪流。這些人的反抗、犧牲與受難史，與台灣山河大地同其不朽。謹以此文，紀念這段「極致悲劇」的1950年代，並遙祭這群光輝蒙塵七十年的台灣魂。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