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在討論美國外交政策時，「政治止於大洋之濱」的說法似乎已不合時宜。特別是在涉及美國是否應繼續支援遭戰火蹂躪的烏克蘭時更是如此。該議題不只是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有歧見，甚至在保守陣營內部也有國際主義者與孤立主義者之爭。儘管如此，支持台灣抵抗中國侵略在美國仍是少數能團結各黨政治人物的議題之一。

拜登政府延續了前任者開創的挺台立場並發揚光大，拜登更已清楚承諾他在中國入侵台灣時會守護台灣。共和黨主要政治人物，包括所謂的「對中鷹派」，則尚未跟進拜登立場。美國兩大黨所提出的嚇阻戰略其中的差異，未必反映了他們對中國威脅的不同認知或者對是否有必要力挺台灣的不同評估，卻可看見雙方對中國的可嚇阻性有歧見。

共和黨對中嚇阻戰略：戰略模糊與提升台灣自衛能力

共和黨內與日俱增的孤立主義傾向，可以歸因到若干保守派意見領袖所提出的美國應從烏俄戰爭等海外衝突脫身的主張。但就算是那些反對圍堵中國及俄羅斯戰略的共和黨孤立主義者，也都表達對台灣的強力支持。曾投票反對香港及維吾爾人權法案的眾議員馬西（Thomas Massie），在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前也曾稱美國是台灣的「盟友」、台灣應「維持他們的獨立地位」、而美國應「支持這一點」。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曾致函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強調「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台灣比烏克蘭更重要」。他主張美國應優先提供武器給台灣而非烏克蘭。

許多共和黨政治人物自命為「對中鷹派」，也經常給他們的民主黨同僚貼上「對中軟弱」的標籤。然而這些主流的共和黨領袖尚未如拜登一般，支持美國在中國入侵台灣時軍事介入。他們的立場著重在提升台灣的自衛能力以嚇阻中國。美國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堅稱中國不會考慮奪取台灣，因為美國會「以實力達成和平」。佛羅里達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表示他的目標是「嚇阻軍事狀況不發生」並要「維持我們現有的現狀」。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Nikki Haley）強調「重點不在美國的軍事介入，而在於我們如何避免戰爭」。參議員史考特（Tim Scott）主張要「在有必要下決定之前」提供台灣所需的資源、裝備及武器，並與台灣人聯合演習。北達科他州州長杜柏根（Doug Burgum）主張在台灣部署反艦飛彈以提升對中嚇阻、追求「以實力達成和平」的重要性。就算是企業家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建議要透過「在台灣家家戶戶」都發一把槍以對台「出口我國的第二修正案」，也是呼應了要將台灣變成中國難以一口吞掉的「刺蝟」的概念。

除了提升對台灣自衛能力的增援，一些共和黨領袖支持行之有年的「戰略模糊」政策作為嚇阻中國的有力途徑。美國前總統川普被問到美國是否應軍事介入以保衛台灣時態度保留，因他認為表態會使其「陷入不利的談判位置」。拉馬斯瓦米儘管曾承諾要保衛台灣，卻也支持美國於2028年達到「半導體自主」時回歸到戰略模糊政策。參議員保羅（Rand Paul）認為，美國在戰略模糊政策下沒有保衛台灣的義務，可避免美國不必要地挑釁中國，也能讓全世界猜測美國是否有使用武力的意圖。透過此一政策，美國得以嚇阻中國不採取行動以征服台灣。

拜登政府下戰略模糊的終結

拜登及其團隊核心成員，如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及國家安全會議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上任前皆支持美國的戰略模糊原則。進駐國安會不久後，坎貝爾仍駁斥美國戰略清晰政策，指其有「重大缺陷」。

然而拜登已經四度承諾他會以軍事手段保衛台灣。這些聲明可能是在美國撤出阿富汗、美國未軍事介入烏俄戰爭、以及中國在裴洛西訪台後圍台軍演等脈絡下對台灣所做出的保證。

拜登宣示軍事保衛台灣的意願被廣泛解讀為是揚棄了美國行之有年的對台「戰略模糊」政策。然而這樣的主張受限於美國一中政策框架下的台美非官方關係本質，並未形成一條約同盟。拜登對台承諾的可延續性經常受人質疑，特別是當其政府官員每每重申美國對台立場不變，經常會被解讀為是「收回」了拜登的承諾。

只是坎貝爾在拜登第四次宣稱將軍事保衛台灣後即斷言「總統的說法不言自明」，並指將白宮的說法視為收回拜登的發言「並不恰當」。前美國印太司令部指揮官及駐韓國大使哈里斯（Harry Harris）上將認為拜登已經透過一再重申其承諾為美國保台的立場設下標準。他也認為「我們應把他說的話和計劃當真」，非民選官員乃至未來總統都無法收回這樣的承諾。

兩黨對中國的可嚇阻性有不同的狀態意識

要區分美國兩大黨的對台立場，與其觀察他們保台決心有多強，不如觀察他們所提出的防衛戰略為何。這些戰略反映了兩黨間不同的狀態意識。此種意識不只是對中國犯台可能性的估算，也包含了對戰爭是否可以避免、中國是否能被嚇阻、以及習近平是否能作為談判對象等問題的評估。

所謂一個國家的可嚇阻性涉及對一個政權是否會在不利情況下選擇發動衝突而不是被嚇阻的評估。此一議題在一個政權面臨正當性危機時特別為人關注，因為在當下該政權可能會基於理性考量採取若干作為以追求國內生存，就算這些作為從外部觀察是不理性的。

史拉帕克（David Shlapak）在討論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可嚇阻性問題時指出，該政權的行為是處於「不穩定、不理性、甚至瘋狂的狀態」。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規模傷亡只是為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重掌領導權。史拉帕克強調中國雖然歷經了殘酷且動盪的國內政治鬥爭，在國際上仍成為一「負責任的」擁核大國。只是毛澤東作為核訛詐先驅，也曾以發動核戰為要脅，無視半數中國人（當時約三億）人命的附帶損失。

因此對可嚇阻性的檢驗需要有個人及政權層次的全面性政治評估，而不只是對一國軍事戰備的計算。這種評估之複雜，致使拜登及川普等人在探討中國犯台問題時，經常提及他們對習近平性格的理解。

儘管共和黨及民主黨的主要政治人物都宣稱他們對習近平的性格有深刻理解，他們對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可嚇阻性評估卻大相逕庭。共和黨政治人物對透過嚇阻中國侵略來避免台海戰爭有相當信心。川普斷定他可以憑藉其「人格」避免戰爭，習近平在其總統任內也不會侵略台灣。另一方面，拜登對避免與中國衝突的前景抱持較審慎的態度。他認為習近平是一個對軍事狀況未能全盤掌握的「獨裁者」，而這從中國間諜氣球事件就可見端倪。拜登也認為習近平並不尋求衝突或領土擴張，就算習近平野心勃勃要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強國。然而拜登在提及中國經濟下行時，也有「當壞蛋出問題時就會幹壞事」的發言。

有必要嚇阻一個無法嚇阻的中國嗎

拜登的評論暗示當中國領導人在國內不受民眾歡迎時，可能會如海耶斯（Kyle Haynes）所說，會發動一場「轉移注意力的戰爭」以對內展現實力，創造「賭復活」（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效應。蒂爾（Jaroslav Tir）也發現一國政府在國內不受民眾歡迎，特別是在經濟表現不佳狀況時，也可能爆發領土衝突。何天睦（Timothy Heath）、孔尚明（Michael Cunningham）、及卡沙爾（Sidharth Kaushal）等學者認為中國因為國力不足、專注處理國內問題、以及擔心受到美中強權衝突所帶來負面結果衝擊等因素，使其發動一場轉移注意力的戰爭的可能性相當低。艾倫卡特（Erin Baggott Carter）則認為只要習近平度過了國內危機，中國就比較不會發動轉移注意力的侵略。傑佛瑞‧丁（Jeffrey Ding）卻認為只要中國經濟下行嚴重，就可能發動一場轉移注意力的戰爭。

有鑑於中國入侵的可能事態，台灣與美國都共同執行「拒止性嚇阻」及「延伸性嚇阻」等嚇阻戰略。拒止性嚇阻旨在提升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使得中國入侵不可行或難以成功。台灣已投注大量資源在建軍計劃上，無論是透過獲取傳統武器系統或是發展不對稱戰力，背後也通常有美國的協助。延伸性嚇阻則涉及美國對其盟友及夥伴的承諾，以對潛在侵略者構成嚇阻。美國的承諾可以像拜登那樣公開宣佈，以形成對台灣的「戰略清晰」。又或者美國可以選擇採取「戰略模糊」政策，讓台灣及全世界無法確知其潛在意圖。

只是拜登揚棄行之有年的戰略模糊政策，可能是因為他在評估後已認定，中國的可嚇阻性已經低到美國沒有必要繼續讓其盟友及中國猜測其意圖。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認為中國領導人已經不再猜測美國的真實意圖，因為他們已經假定美國會介入台海衝突。在這個脈絡下，嚇阻的成功與否全繫於中國是否相信美國能使其無法透過犯台達到其軍事目的。

拜登的說法或許也透露出一個令人悲觀的訊息：亦即中國可能在本質上是無法嚇阻的。范亞倫（Aaron Friedberg）、石明凱（Mark Stokes）、納瓦羅（Peter Navarro）都認為中共領導菁英會傾向將黨的持續統治的重要性置於中國人民福祉及國家興亡之上。他們會集中精力解決正當性危機或者台灣等「關乎生死的問題」。白蘭斯（Hal Brands）及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指出，中國可能已經是個「盛極而衰的強權」，會希望「在機會之窗關閉之前放手一搏，以重塑權力平衡狀態」。從這個觀點出發，台灣極有可能是中國「焦慮的擴張」的目標。貝克利從個人層面探究此一思維，認為獨裁者在年歲漸長來日無多時，會傾向透過冒進行為追求歷史定位。

一如拜登政府與中國既競爭又合作的「邊走邊嚼口香糖」戰略，美國提升台灣自衛能力及承諾介入台海戰爭未必是互斥的政策選項。目前美國採取一種雙重戰略，透過軍售及軍援加速台灣建軍以強化對中嚇阻，並透過拜登承諾保衛台灣作為對中嚇阻的殺手鐧，最大程度壓縮中國取勝的希望。鑑於上述中國入侵可能無法避免的情況，拜登更可能是在暗示要準備戰爭而非嚇阻戰爭。如同美國印太司令部指揮官阿基里諾（John Aquilino）上將所強調的，他的首要任務是「避免衝突」。但「若是嚇阻失敗，你得要準備戰鬥並取得勝利」。

結論

在美中對抗態勢不斷上升同時，共和黨人及民主黨人皆會對中展現強硬姿態，互相指責「對中軟弱」。然而他們各自的抗中挺台途徑可能是基於他們對中國威脅不同的狀態意識，而未必能看出他們的挺台力道誰高誰低。

兩黨所抱持的狀態意識或許都有道理，畢竟中國可嚇阻性的程度是經常處於動態波動而非靜態。中國可嚇阻性的實際程度、中國統治精英表現其可嚇阻性的方式、以及美國政治人物與專家認知中國可嚇阻性的方式，都會影響美國領導人的狀態意識。有時候一國會傾向展現較低的可嚇阻性，以作為其訛詐戰略或邊緣政策的一環。為了更精確掌握中國的可嚇阻性程度以避免誤判，除了憑藉道聽塗說乃至政治領袖的個人觀察或直覺，整合政治學及心理學等跨學科領域的專業乃至可靠的情報來源實有其必要。

評估中國的可嚇阻性未必意味著台灣及美國要在嚇阻與不嚇阻（例如台灣在中國可嚇阻性降低時投降）這兩種非黑即白的政策間選擇。相對地，這樣的評估旨在推行一種類似「預防性駕駛」的思維，亦即在維持嚇阻的最高目標同時也要做好最壞打算。這樣的途徑指出情勢的複雜以及形塑中國可嚇阻性的多方要素。這些要素可能包括中國領導人誤認中國相對於台美已掌握相對優勢，也可能關乎中國領導人的個人問題，例如健康惡化或希望建立歷史定位。這些要素都可能催化中國領導人的修正主義傾向。

透過對中國可嚇阻性的探討，我們得以理解那些在嚇阻的脈絡下看似複雜或不理性的行為。在實務上，美國政治人物無論出身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會同時評估「美國是否有能力嚇阻中國」以及「中國是否可以嚇阻」這兩個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全面評估，使他們得以跳脫慣性思維，為最壞情況擬定應變計劃。

※本文刊於9月9日《台北時報》（Taipei Times）「Deterrability: diverging US views」（連結）。作者為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