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性的軍事科學是一門源自於人文科學，但涉及自然科學的跨領域學門，耳熟能詳的克勞賽維茲（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和約米尼（Antoine-Henri, baron Jomini）分別代表者日耳曼和法蘭西的軍事科學的古典總結，究其脈絡也都來自於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潮，為自身國家或民族的主體性尋求解答。

一個國家的精神科學的發展，深刻影響整個國家的主體運作，國防產業作為軍事科學的相關領域，既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也與自然科學發生關係，但終究離不開政治的指導。腓特烈大帝為了將舊普魯士的巨人衛隊，帶向專業的常備軍之途，他系統性地進行鑄幣、銀行以及瓷器等增加國用的改革，並且重整柏林科學院，招攬康德和孔迪拉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等當代哲人。

以奠基古典戰略理論的克勞賽維茲為例，在方法論上受到黑格爾辯證法（Dialektik）的影響，但是黑格爾以及整個十八世紀的日耳曼人文思潮則是經過康德（Immanuel Kant）先驗性哲學、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有條件到無條件的三段式原則，和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對於哲學的辯證發展。黑格爾的影響體現在將戰爭視為政治的延伸，著重戰爭與政治之間的密切聯繫，戰爭的暴力行為仍應受到一定的道義約束。

普魯士經過將近百年的哲學體系建構，才將完成古典軍事科學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終於在克勞賽維茲筆下將黑格爾在耶拿看到的「馬背上的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化作為戰爭論。往後德意志的軍事科學理論，甚至地緣政治學說的發展也受到深刻的影響，從社會的每一項基建設，從個體到整個主體的層次展現絕對性，使得德國的國防產業和基礎建設得以高效率的產出。

普魯士經過將近百年的哲學體系建構，才將完成古典軍事科學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維基百科）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也影響了納粹德國的再武裝化，他對於解釋將異化、主體的統治、權力的擴張和技術理性（technische Rationalität），以及從存有的討論中忽略倫理學，讓德意志民族的共同體走向與啟蒙和現代性相反的道路，成為啟動了納粹德國戰爭機器的精神鑰匙。試解決因中立化而乏力的威瑪德國的困境。他甚至認為，只有德意志民族基於精神和地理的歐洲中心，是最能理解希臘哲學的民族，因此德意志需要凝聚力量擴張生存空間，對抗來自外部的思想與力量，於是德國工業順理成章的走向對外部有意義的鬥爭。

從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例子來看，每一階段德國的崛起其實就是主體的發展，於是軍事科學與國防產業之間得以實現精神與實體的辯證，使得整個國家得以自為自在的向上發展。於是造就17世紀的普魯士能以人口和土地最少的條件，從一個剛被國際社會承認的王國進入歐洲五強之列；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百廢待舉的德國能夠從歐洲危機中走出困境，但也由於哲學的困境不幸地走向戰爭的不歸路。

同樣的在疫情結束後最大的國防產業展，看的到精神主體發展的努力，但也不免有著一段後西方的道路需要超越。面對遺留在台灣的中國現代化嘗試的失敗，在步向民主化發展的過程中仍然被冷戰的遺緒纏繞，軍事科學與社會科學同樣面臨西方範式（paradigm）的檢驗，但是卻遲遲穿不上合身的現代性衣裝。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軍事科學對於後現代與批判性理論的著墨，也僅停留在少數傑出的學者，在解構西方的軍事科學與國防產業的過程中，停留在存有的真實性問題。像是刺槍術的存在不一定是必要，西方的實證與理論如何再在地化，國造軍品並不是生產就是真實存在。

精神層面的概念性的問題，在國防產業領域也面臨著真實性的挑戰。例如：規範性的軟體能力成熟度（CMMI）在國防產業是一套起源於美國軍方，但通用於業界的軟體工程標準，也是未來建立台美國防產業合作，足以解決信任問題的基石之一。但是相對於可被看見的設備與硬體，涉及品質管理或是規範的層面卻很少被投入等量的資源，更遑論如何在美台國防產業之間建立「友岸外包」的規範。

即使複製存在於西方的成功案例，但是台灣未必有著相似的創新的土壤和發展境遇，如同照搬國外的產創制度至今，台灣仍未出現獨角獸企業。近年來無人載具的發展最具備成為「獨角獸」的可能，但至少得有二十年的計算機科學的積累，從不同場域的實證與數據的積累，才能逐漸形成可用的深度學習模型。由於我國軟體產業人才的待遇不比西方，難以吸引具備數學模型的專家投入國防產業的發展，與之相關的自動駕駛和ADAS領域發展至今，產業界仍是靠熱情在支撐。

無人機的發展與法規的現實落差，還反映在嚴峻的法規限制民間能量與人才的養成。如果需要培養科技化的後備部隊，各縣市自行為政的法規是目前最大制約，缺乏合適場地與使用者群體的參與，便無法實現產品的規模化，未來更難以為產業創新積累資金與必要的數據，從而阻礙軍事科學和國防產業的發展。這些看似制度與法規的問題，來自於轉移許多看似先進的西方制度，卻未能從主體的現實考量，僅考量生存的境遇，台灣比西方國家需要更多彈性來換取空間和時間。

關注投入戰場上可見的殺傷性設備之外，也應重視維持社會韌性的組成部份，現階段的各種防衛構想最大共同之處，關注於如何延長社會機能的正常運作。從急難救助與人身安全，到不同的情境與地域性設計，甚至進一步思考兼顧防災與公共服務功能的儲能、通訊與水資源管理方案，可有助於擴大軍民兩用產品的市場。在營建與工程的領域，創新的材料與工程方式也有助於強化抵禦和生存的能力，但是與無人機的處境相似，相關法規皆是超越西方的先進標準，使得已經面臨缺工難題的軍事營建工程，更難吸引廠商參與保家衛國的行列。

徵兵制恢復在即，延宕的軍火也將逐漸趕上交付進度，即使不求成為腓特烈大帝時期的普魯士，軍事科學領域的不可見層面需要更多的支持，國防產業才能盡快走出台灣主體性的後西方途徑。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