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極端組織「哈瑪斯」在以色列贖罪日假期發動大規模恐攻，不僅震驚國際，也引發以色列進攻加薩，這場戰爭目前仍然尚未止息。

而以色列政府，特別是情報界未能事先預知「哈瑪斯」的攻擊，成為國際媒體跟情報界討論的焦點，以色列情報界作為國際情報界當中的佼佼者，竟然出現情報失靈的困境，令人為之詫異。

面對以色列的情報失靈，以色列前國安高層官員古贊斯基（Yoel Guzansky）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坦言以色列情報界針對「哈瑪斯」經營多年的情報網絡「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崩塌了」。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麥克拉福林（John McLaughlin）認為「這場情報失靈可能要很久以後外界才會知道真正原因」。

當包括台灣在內的國際媒體跟情報界議論著為何以色列情報界出現如當年美國情報界未能阻止911恐攻的重大失誤時，筆者不禁想問，台灣的情報界是否能夠避免美、以情報同行的失誤呢？是否從以色列的慘痛教訓中警醒，改革自身情報體制的不足之處呢？

台灣仍然未能推動情報事務革新

自去年烏俄戰爭爆發到這次贖罪日恐攻，台灣公眾對於國防事務的關心大為增加，國防、民防等議題都成為熱門話題。

但是跟國防、民防同等重要的情報事務，仍然未能得到公眾關心，在這種現狀下，主政者及情報界未能感受到公眾要求改革的壓力，未能大刀闊斧的興革，以至於情報事務革新迄今處於牛步化的現狀。

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提出個人淺見，作為拋磚引玉，希望讓更多有識者重視此一議題。

一、國安局長還要繼續兼顧政要維安嗎？

在2019年國安局特勤中心爆發私煙案之後，主政者未能將要人維安任務分出國安局，以至於今日國安局長仍然兼任特勤指揮官，在兼任國家安全情報協調會報主席統領情報界的同時，還得分出心力顧及正副總統等政要維安的任務。

跟以色列的情報同行相比，以色列情報局(Mossad) 局長作為以色列情報委員會的實際領導人(儘管以色列政府多年前已經設立情報部長，但是因為任期一般都不長，實際運作仍然由以色列情報局局長領頭)，在沒有負責政要維安的情況之下，以色列情報局長仍然面臨情報迷霧跟情報超載導致判斷錯誤的情況，這次贖罪日恐攻正是一個新近的慘痛教訓。

反觀台灣， 有識者在2007年為文〈情報生涯原是夢〉投書《蘋果日報》的指摘：

「國安局的組織和功能都有改革的迫切性。國安局的業務應與特勤分開，國安局長如為元首的過境外交而疲於奔命，甚至把保護總統安全當作首要任務，則必定無法變成專業的情報機關」。

這段評論仍然適用於今日的國安局，吾人不禁質疑，背負著政要維安任務的國安局長真的能夠遊刃有餘的兼顧情報界的管理嗎？在未來台海衝突中可能遭到網路攻擊、灰色地帶行動等複合式情境所帶來的情報迷霧跟情報超載的高壓狀態，還要兼顧政要維安的國安局長如何能專心致志的指揮情報界應對危機呢？。

二、情報界能夠引入更多異質性思考嗎？

以色列情報界在這次贖罪日恐攻被指摘輕視「哈瑪斯」的能力和意圖，未能換位思考「哈瑪斯」的行動，跟美國情報界檢討過往情報界結構過於同質化未能洞悉「基地」組織的威脅，以致無法事先阻止911恐攻，有著相似的教訓。

以此觀之，今日台灣情報界同樣有著結構高度同質化、難以容納更多異質性跟不同的聲音的問題，更糟糕的是台灣情報界還不肯開誠佈公討論這個問題，試看今日台灣情報界對於文職化、多元化的漠視就可知一二。

一個深陷單一化、同質化的體制，正是製造情報盲點、迷思的溫床，有美國跟以色列的前車之鑑，台灣情報界還能認為自己不會重蹈覆轍嗎？

三、情報界能夠被有效問責嗎？

之前學者廖宏祥批評今日的台灣情報界有如「黑洞」。並指出「這些機關都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大小所有事務歸為機密，完全沒有問責制。立法院的質詢、監察院的調查，所有的單位都實問虛答，完全不得要領」。

這突顯情報界無法被有效問責、監督的問題，也讓情報界的積弊無法得到外界的施壓而得到改善，更糟糕的是，這讓情報界可以掩蓋自身的疏失而不必負責。

以多年前震動情報界的國安局上校劉冠軍案為例，時任監察院長的錢復在回憶錄直指國安局包庇劉冠軍出逃，甚至近年來證實劉冠軍潛逃中國之後即將機密文件交付中國方面，然而劉冠軍案所衍生國安局的系統性問題從未得到真正的追究，而同樣的情況也見於國安特訓性騷擾事件等近年醜聞。

這樣無法被有效問責、監督的情報界，發生問題也無法改正，甚至因為情報界利用資訊不對等的方式以「國家機密」、「情工法」規避究責，未來倘若出現情報失靈甚至情報失敗的情況，公眾甚至民選政府是否能有效檢討情報界的責任歸屬？實在難以樂觀。

四、台灣社會能夠認知情報界的問題嗎？

不僅是情報界的問題，台灣社會對於情報事務，特別是對台灣情報界的普遍無知，而台灣媒體也多輕忽情報事務，報導的篇幅極為有限，讓台灣公眾無法凝聚足夠的民意要求執政者改革情報界。

軍事戰略分析家王立，之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國防改革的關鍵在於：

「培養民眾增加軍事事務的普遍認知。當民眾大多數都了解，真正有用的訓練應該長怎樣，那麼就可以推動民意代表在立院做有意義的質詢，更多曉得軍事事務運作的民眾，軍方就越難用專業、機密等理由規避」。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情報事務，因此提升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認知、識讀能力是刻不容緩的，普及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認知，是建立有效監督、問責情報界機制必要的基礎。

結語

對於台灣而言，情報界的諱疾忌醫以及公眾對情報事務的普遍無知，正是蘊釀情報失靈甚至情報失敗的溫床，倘若台灣主政者、政界、情報界及公眾不肯正視這個台灣國家安全的「灰犀牛」，積極的推動情報事務革新，未來在台海局勢上恐怕只會面臨比以色列跟美國更慘重的教訓。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