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稱為「一帶一路」，經過十年來的折衝與發展，原先以絲路作為文化符號的發展倡議，經歷大規模的擴張與延伸，仍不可免除去政治化的目的。中國在江澤民時期「向西走出去」的基礎上擴展，使得「一帶一路」在全球發展的名目之下，推展為全球性的地緣戰略，超越原先中共原先內部預期的規模。在前五年期間內，曾一度受到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肯定，甚至還包括東歐與南歐國家的歡迎，一度超過150國參與，使得覆蓋的地域範圍，一舉超越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主導的「馬歇爾計畫」。

2017年，北京在聲勢最高之際更進一步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並且在10月份的中共十九大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意識之秩序，成為中國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重要目標，舉國內外勢不可擋的氣勢，更讓中國由此建構自鴉片戰爭以來失去的民族自信。然而，「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周易的古老智慧卻未能隨著「中國夢」而被重視，中國逐漸走向與美國之間的大國競逐道路，從而模糊「一帶一路」的原先發展目標，在自身尚在與「全球南方」共學的過程中，試圖解構西方國家「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在國際體系演變的過程，崛起中的大國有意問鼎中原實乃在所難免，但是在軍事與經濟實力之外，還需要一套能夠安撫相異文化與體系行為者的秩序觀，在權力之外還需要一套建制（regimen）。在春秋時代的楚國在文化和語言與中原各邦相異甚鉅，由於無法提出一套有別於尊崇周天子體制的秩序，反而遭到中原地區的霸主所用，不但被視為各邦的外部威脅，與晉國漫長的南北競逐歷程，反而被新興霸權的秦國所取代。

「一帶一路」雖然已有相當的機制，但未能向他者闡釋什麼是中國的秩序，或是中國將如何以儒家的身份走出一條後西方的途徑。例如：菲律賓與寮國同樣都曾是「一帶一路」投資的地區，但是中國和菲律賓卻為了黃岩島持續發生摩擦，而寮國卻是在基礎建設的建構下形成與中國更緊密的關係，地緣政治的訴求是有可能凌駕於規則與機制之上。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馬爾地夫，一方面以基礎建設作為建構關係的途徑，卻不能容忍印度與之發展關係，沉重的債務反而成為中國的籌碼。基於身份與關係而非規則的秩序觀，更多的是基於情緒的表態，反映著與西方國際法傳統截然不同的法哲學基礎，不免讓西方國家對中國逐漸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感到不安，而中國的價值也成為「全球南方」建立自身認同，反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來源。

「一帶一路」在地緣政治理論的展現，中國企圖同時兼顧傳統的地緣政治學說，從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為基地，分別向世界島各處進發，甚至進一步挑戰作為美國的離岸平衡基礎條件的加勒比海地區，對於既有霸權的美國而言，走進美洲大陸的「一帶一路」已影響既有的生活世界，而中國的外交敘事也未能緩和「一帶一路」對美國造成的疑慮。中國提出的龐大地緣政治架構，不禁分進南北極，更包括往外探索太空作為新邊疆，使得美國為維持既有國際秩序，同時管理大國競爭的風險，貿易戰便成為美中關係新常態的一部份。

為回應「一帶一路」帶來的壓力，美國、歐洲甚至印度都提出自己的歐亞大陸基建計畫，作為地緣政治的平衡方案。部份國家由於接受中國的生活與文化，已經由再在地化的歷程，將中國元素化為整體社會的一部份，彼此之間建構相近的生活習慣和價值，因此開展與中國的身份認同，其他國家要能夠洗去原有的文化痕跡，或是另建基礎設施的新系統，得付出比從無到有更為龐大的代價。例如：中國在東南亞和非洲投資的港口採取的通關系統和物流機制，已成為日常港務作業的一部份，行動網路應用以及與銀行對接數位金融機制，即使不是以人民幣作為結算單位，也將中國的金融准入機制移植於當地，其他像是鐵公路的標準與基礎設備，更是難以於短時間內被拆除替代。

為回應「一帶一路」帶來的壓力，美國、歐洲甚至印度都提出自己的歐亞大陸基建計畫，作為地緣政治的平衡方案。（美聯社）

「一帶一路」的強項在於移植中國的基礎建設經驗，但是面對新冠疫情的爆發，各種人文和社會層面的挑戰，考驗著中國對處相異文明的能力，原先參與的國家尚在經歷多元價值和社會認同的塑造，面對疫情造成的劇烈衝擊，已非中國曾經走過的歷程。面對內外的結構性考驗，「一帶一路」不只得面對西方國家在地緣政治的檢視，還使得中國得同時面對「債務陷阱」與「金德柏格陷阱」帶來的雙重挑戰。

「債務陷阱」以斯里蘭卡和寮國最為顯見，原先缺乏金融與工業體制的前現代社會無法妥善運用鉅額資源，也由於缺乏經濟創收能力，更陷入以債養債的惡性循環，只能交給債權方處置資源。「金德柏格陷阱」則以肯亞和東非地區最為嚴重，東非的「蒙巴薩-奈洛比標準軌鐵路」如今已無法選擇其他的完工方案，若沒有中國的支持也不可能以現況完工運行，因為相關的軟體與管理細節都在中國手上。中國若作勢撤出，將遺留龐大的爛尾工程，肯亞方面也只能以公佈合約，並且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協助。

由盛轉衰且挑戰重重的現實，使得據傳有130國參與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遲遲未公佈日程，相較於同樣是對外盛會的博鰲論壇所展現的自信與積極，作為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卻是步步為營。歐洲方面因為義大利已於9月份表態不續簽協議，使得疫情後的首次論壇將缺少歐洲主要國家的參與。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歐洲各國領導人又不願與普丁同台，全球南方國家也深陷「雙重陷阱」之苦，中國若要與印度互別苗頭，藉由本次峰會另立南方國家的核心，還得看中國在恆大案後能否保有足夠的現金，中國同樣也得面對與「一帶一路」國家相同的治理問題。

雖然西方國家並非沒十全十美，近期也出現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倒退，法國和義大利同樣也面臨政治與社會的挑戰，但是西方社會尚有批判主義的思潮存續，民主的涵養仍能扮演平衡作用，這需要由上而下一定程度的反思與放權，是對於中國現有體制極大的考驗。本次出席峰會最終若是以政治意志的展現為優先考量，而未有西方國家參與其中，將使得南北世界之間的對立成為地緣衝突的新熱區，即使不成為「威權命運共同體」，也將使得「一帶一路」僅限於南方國家的世界。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