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北建國啤酒廠與竹北六家古蹟群保存的爭議再起，產學合作無端受到炮火波及，令人擔憂的是台灣社會向有「反商仇富」的情結，容易窄化尖端科技的研發為商業的行為。其實在商業行為的另一個面，人們可以看到的是產業和大學攜手合作，協同研究與培育人才，不斷地把科學研究的應用推向高峰，創造全人類最大的福祉。

我曾參與推動台北製糖所古蹟的保存與再利用，也曾滿懷熱血與理想，肩負籌設交大客家學院，當年客家學院基地有其撥用的目的和事業計畫，空間規劃就是一學院與一會館的雙客家圓樓，因此我以當年參與籌設客家學院的立場，在臉書上公開表達對客家學院師生的關心和支持。

前述兩個涉及古蹟與文化地景保存相關的事件，被指控的對象剛好都是傳統上重視教學與實務結合，強調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的科技大學（北科大）和研究型大學（陽明交大）。這兩所大學強調專業教學，培養學生具有實作的能力，孕育出校友創業的精神，許多校友成為企業的創辦人或高階主管。

產學合作進與退

產學合作正好是這兩所大學的優良傳統，拿掉產學合作夥伴的關係以及校園創業的氛圍，這兩所有大學的校史就會顯得暗淡無光，不再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兩顆明珠。而台北科大的先峰大樓與陽明交大的台南校區堪稱是產學合作進化版的沙盒實驗。

產學合作是全球高等教育的趨勢，相對於許多先進的國家，我國在產學合作處於遠遠落後的局面，稍有進展就受到類似官商勾結、圖利特定廠商等泛道德的指控，通常刻意放大執行上的一些可以改進的缺失，使得產學合作將被迫退縮再回到原點。

如果碰到任何的爭議，無法就事論事，卻以產學合作當作祭品，無視於全球高等教育的趨勢，自己關起門來鬥自己的人，無限上綱的結果，終將傷害大學本身長遠發展的利益。

事實上，產學合作未必只適用於理工醫農等實用的領域，它也有不同的態樣，而人文社會、商學與管理等領域同時存在許多有產學合作的契機，只要多費一些心思與多一些想像，就會找到很多的切入點，例如大學與智庫、媒體、影視、文創、顧問公司、法律、會計事務所等的合作機會。

哈佛大學的轉型

美國的高等教育融入德國的實用主義，從宗教的神學走向世俗的世界。哈佛大學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 1934-1926），從1869年到1909年為止長達40年的校長任期內，積極進行課程的改革，有系統地增設具有實用價值的院系所，包括演變至今以培養專業人才為宗旨的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s)，帶領哈佛大學從原本的神學教育與文理學院轉型成為一所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

有人說產學合作會影響學術的發展。事實上，有一些學者因產學合作而得到傑出研究的獎項與榮耀，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學術研究做得好的學者更能解決複雜的實務問題，而實務碰到的難題往往驅動更高深的學術研究。全球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大多崛起於產學合作，這些大學除了在基礎研究之外，同時重視具有商業應用價值的研究工作，許多創新的技科發想來自大學，卻透過技轉由工程師完成商品化的最後一哩路。

麻省理工的崛起

在美國東西兩岸足以分庭抗禮的麻省理工學院與史丹福大學分別發展出產學合作的典範。1910年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重大轉捩點。當時電機系系主任杰克遜(Dugald Jackson, 1865-1951)公開宣佈，他們將接受大型企業的資助，投入具有商業應用價值的研究，並邀請重要的企業人士成立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奇異電子(GE, General Electric)和西屋電氣(Westinghouse)等企業的高階主管。

不像同樣位於附近的哈佛大學一直和産業界保持相當的距離，麻省理工鼓勵教授爲私人企業做研究或擔任顧問。當時哈佛大學把企業當作利益團體，認為大學應該與企業保持適當的距離，避免大學受到利益團體的干擾，以維護學術自由與機構自主。有些衛道之士視麻省理工的轉變是學術的異端，但哈佛不行也給勇於嘗試的麻省理工帶來發展的新契機。

有文獻顯示，早在1918年，麻省理工就推出「科技計畫」，鼓勵奇異、柯達和杜邦等大型企業持續給予財務支援。麻省理工還在1920年代成立「產業合作與研究部門」，以吸引企業和它簽訂研究合約，並且隨時通知企業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麻省理工電機系教授布許(Vannevar Bush, 1890-1974)是Dugald Jackson指導的博士學生，在畢業三年之後，於1919年加入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任教，在1922年協助創立了美國器具公司(American Appliance Company)，也就是雷神科技公司(Raytheon Technologies )的前身，後來成為副校長和工學院院長，二戰期間主持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協調約6,000位科學家發展國防武器，麻省理工學院承接大量聯邦政府的委託合約，一部分在自己的研究實驗室裡消化，另一部分委託給128公路附近的大企業，這種逆向的產學合作持續到1970年代，奠定MIT日後學術龍頭的地位。

迄今產學合作已成為麻省理工的傳統，校園內有許多類似的「產品開發創新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on in Product Development, CIPD)，它是自1996年以來由美國科學基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支持的工程研究中心，其任務就是將學術界的最佳想法與業界的最佳經驗聯繫起來，幫助企業開發產品。在這個中心，許多來自合作企業工程師和經理積極參與該中心的各項專案。

CIPD的教育策略是培訓能夠推動產品開發能力重大改進的產品開發專業人員。 建構教育和推廣計劃，為工程師、企業經理、研究生、大學生和高中生提供在職訓練及學位課程，將正規的教育、持續研究和工業實踐融為一體。值得一提的是在CIPD，合作企業是中心的共同所有者，透過理事會和執行理事會（均包括合作企業的代表）的努力，共同審查中心的策略計畫，指導各項專案和學位課程的發展，合作企業甚至幫助規劃和教授這些課程。

史丹福與矽谷經驗

史丹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特曼(Frederick Terman, 1990-1982)又是Vannevar Bush在MIT電機系所指導的博士學生，他從Vannevar Bush身上學到產學合作的精髓，對波士頓地區的科技動能印象深刻，畢業後回後史丹福大學任教。在1930年代，史丹福大學周邊還是柑橘園，加州的產業不發達，學生一畢業就到東部找工作。因此，Frederick Terman倡導產學合作不遺餘力，協助當地產業的發展，鼓勵學生創業，增加就業機會，希望能夠把史丹福的畢業生留在西海岸。

1951年在史Frederick Terman的主導之下，史丹福大學成立現在所稱的「史丹福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鼓勵企業進駐校園，逐漸形成區域網絡型的產學合作體系，在步調快速而競爭激烈的時代，時效和面對面的溝通非常重要，在地夥伴的關係通常具有最大的戰略意義，產學研聚落充分發揮群聚的效應，成就矽谷創業的文化與榮景，Frederick Terman因而被尊稱為矽谷之父(The Father of Silicon Valley)，同時也奠定史丹福大學屹立不搖的學術地位。

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薩克瑟尼安教授（Annalee Saxenian），長期關注全球科技產業的發展，她在「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區域優勢：矽谷與一二八公路的文化與競爭)」指出，麻省理工和史丹福可以說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模式，前者是以華府及大型企業爲導向，而後者則發展出與小公司合作夥伴的關係。

她說，「麻省理工的領導人把力氣花在和政府機構打交道上，並且努力尋求現存電子製造廠商的財務支援。相較之下，史丹福的主事者欠缺企業與政府部門的人脈管道，也很難接近華府，所以只有積極協助當地創立新的科技企業及討論會，以便與當地産業的合作。」而矽谷的區域文化向來鼓勵開放交流及非正式的合作，產學合作何其不然，而突顯出產業體系內緊密的網絡連結的重要性。

劍橋現象

1964年英國工黨贏得大選，工黨政府提出大學的社會責任，劍橋大學由1977年諾貝爾物理獎桂冠莫特爵士(Sir Nevill Mott, 1905-1996)組織委員會，研究如何落實劍橋大學的社會責任，三一學院根據莫特委員會建議成立「劍橋科學園區(Cambridge Science Park)」，造就後來所謂的「劍橋現象(Cambridge Phenomenon)」，而發展成為全球創新、創業和科學研究的重鎮。

「劍橋現象」的關鍵因素在於一流大學、研究機構和科技公司的在地合作夥伴關係，一流研究型大學將擁有世界最聰明頭腦的人聚集在一起，這些人當中有學術專家，也有商業專家、有影響力的企業人士，大學和企業界建立起緊密的地緣關係，學術研究成果可以進一步地商業化。

大學的社會責任

經過超過70年的發展，產學合作已經成為全球各研究型大學普遍接受的核心價值。各研究型大學紛紛成立附屬的研究園區，甚至在1986年成立一個非營利的「大學研究園區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Park, AURP)」，迄今有700多個會員，宗旨在於促進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的合作夥伴關係，促進創新研發及技術移轉的能量，包括史丹福大學、伊利諾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普渡大學、馬里蘭大學、北卡州立大學等均設有研究園區。然而台灣有反商的情結，產學合作常遭至誤解，迄今大學研究園區的理想和目標尚未能落實在政策面。

在1971-1991年期間，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博克(Derek Bok, 1930-)寫了一本經典之作_"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這本書闡述現代大學的三大核心價值包括學術自由(academical freedom)、機構自主(institutional autonomy)與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特別對產學合作、新創事業與風險投資等有精辟入裡的分析，包括它的利基和盲點，值得有心的人仔細閱讀。

2007年是蘋果智慧型手機誕生的元年，智慧型手機產生破壞性的創新，App帶來人類有史以來與日常生活最為緊密結合的應用，現代人的工作和生活已經離不開移動式的裝置，手機晶片需要更強力的運算能力，尤其是人工智慧的應用已開始滲透到不同的領域，開始出現所謂的AI電腦或AI手機，科技與產業生態系面臨快速的變遷，益加突顯出產學合作的迫切性，產學必須瞭解彼此的最新動態，如果大學教授與產業脫節，就會虛耗精力在過時的研究上，產業也需要與大學協同研發與培育人才，讓員工隨時能夠吸收新的知識，學習解決問題的新工具。

個案的社會爭議

就陽明交大客家學院基地的個案而言，它位於新竹校本部之外，自成一個獨立的空間格局，在地緣上復與林家祠、問禮堂等形成的古蹟群及毗鄰的新瓦屋客家聚落連成一體，在地文化地景上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

客家學院師生關切的是產學合作的工具不應該被用到不適合場域，更不宜反賓為主，佔用客家學院會館的預定地，影響學院長遠的發展以及學生受教的權益，令人擔心粗暴的開發行為會危及古蹟的保存，破壞在地客家特殊的文化地景。

吾人期待這塊基地的使用能夠回歸籌設客家學院的初衷，所謂的「客家會館」要能夠呈現客家院落的空間型式，混合的建築設計以及用途，包括交誼、集會、展覽、餐廳與學生的住宿空間。在以客家學院師生為主體暨師生參與的前提下，使之成為客家學院師生教學、研究、學習與生活的場域。

在另一方面，我國的產學合作必須迎頭趕上，不要因為個案的爭議，而走回保守僵化的老路，甚至因噎廢食。推動產學合作的重大變革需要不斷地實驗與創新，同時要有包容失敗的開放心胸，在不斷地檢討改進中仍能勇於嘗試，促進集體的學習及彈性的調整，持續轉動社會進步的巨輪，實現產學合作的理想和目標。

給校長的建言（代結論）

一、產學合作是一種工具，工具本身沒有對錯，然而校方應該深入瞭解全球頂尖大學推動產學合作的歷史脈絡及其原理，選擇適當的場域與正確的方法使用產學合作的工具。

二、為籌設客家學院的用途，空間規劃為一學院和一會館的雙客家圓樓，係當初辦理六家校區校地撥用的目的與事業計畫。此案涉及校方的基本誠信，亦不符合社會的期待，不可不慎。

三、任何其他的土地使用計畫均不應反客為主，「佔用」客家學院會館預定地，影響客家學院長遠的發展，尤其不容許損及學生受教與學習的權益。

四、任何所謂的產學合作計畫均應與客家學院教學、研究與人才培育相容，而其建築設計必須融入在地特殊的客家文化地景，所有可能的方案都應符合客家學院師生的主體性和期望，並以滿足客家學院師生的空間需求為前提。

五、就群聯研發大樓新建工程案而言，六家校區既不是類似所謂的「育成研發園區」，也看不出它與客家學院發展的關聯性，因此缺乏產學合作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基於上述幾點理由，建請校長在未與客家學院師生未達成共識之前，先行中止在客家學院會館預定地上推動群聯研發大樓新建工程的計畫。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