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美國大選，通常情況下，選民主要是投票給他們最喜歡的「總統候選人」，但近來對副總統候選人的關注度也愈來愈提高，主要原因，除了副總統是距離成為總統僅有一步之遙的人（憲法備位設計），當下「副總統人選」更經常被作為傳遞某種關鍵訊息之用。例如2020年拜登提名哈里斯，很大考量，就是欲藉哈里斯的族裔和性別，去平息選民對民主黨重回「老白男」的批評。

副總統候選人之所以受到重視，一開始曾經是基於「地理戰略因素」。也就是在總統候選人條件不相上下時，開始有競選幕僚在副手「母州」地緣關係（主要為選區根據地）上，作拓增票源操作，即期望在人不親土親的帶動下，以提名某個州的知名政治人物，刺激出當地選民更大的投票動機。基於這一目的，有時競選總部刻意在副總統候選人「母州」投入大規模的競選經費，亦是常見的事。

之後，當幾乎所有總統候選人都這麼做時，副手選擇模式，漸漸再又進入新一階段，也就是副總統候選人的地理策略已成為次要，轉而期望他也必須成為另一個有能力負擔全國性選舉的首席助選員，此時，副總統人選的價值就不僅限於自己原本的選區，他還要是一個具有全國知名度，且受到歡迎的人。

進到這一局面，副總統候選人的功能，就不能光是為了彌補總統候選人在特定選區的劣勢，他也另有責任，去協助總統候選人在其他關鍵州維持有利的競爭狀態。更重要的是，為了讓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可以於選戰中盡快磨合，副手人選，尤其最好能同時符合受人喜愛、對總統候選人忠誠以及彼此熟識三條件。

美國前副總統蒙戴爾曾自評和卡特搭檔競選的勝利因素，正在於卡特和他之間不純然只存在互補關係，而是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結合後確實產生了化學變化，足以令選民信服他們確實可以共事。畢竟依照憲法設計，總統、副總統執政期間的互動的確是有風險的，按照蒙戴爾的說法是：「如果你犯了一個錯誤（挑選副手），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像是一段糟糕的婚姻。只是你們不能離婚。」

蒙戴爾自己也曾參選過總統，他也曾在挑選副手問題上有所著墨，他對自己挑選副手這件事的理解則是「這可能是總統競選團隊做出的最重要決定，或者至少是從選舉到總統任期內最重要的決定之一，而這是他們（總統競選團隊）基本上唯一得以控制的一件事。」

在理想狀態下，現代型的副總統候選人角色，應該是一個一方面能夠幫助總統獲勝，還能輔佐總統執政，並在總統出現任何意外，可以立刻從容備位上任的人。那麼，過去副手的「地理戰略因素」就又更不重要了，其所具備的行政經驗和專業知識，也將更優於個人純粹的學經歷或口才辨給。

以此檢視柯文哲挑選的副手吳欣盈，其實不難發現吳欣盈的參選風格確實獨樹一格，自正式登記後，她僅短短幾天公開露面，隨即就飛往參加之前排定的氣候變遷會議，整整10餘天，讓柯文哲幾乎呈現「副手空窗狀態」。如此一來恐怕已出現幾個問題，第一，她似乎並沒有發揮助選功能，其次，外界也看不到她和總統候選人之間的任何交集，兩人分處的平行時空，在選舉最後階段維持10日以上之久，不等於傳達了柯文哲選擇吳欣盈為副手，從頭到尾原來如此無關緊要。

儘管柯文哲陣營試圖以柯文哲國內拚選舉，吳欣盈國外拚外交，去解釋她這些日子的選戰「缺席」，但這也顯得有些時空跳躍，畢竟就算副總統有可能受總統之命到國外參加會議、典禮，或被賦予任何儀式性、功能性角色，不也應該是在兩人真正當選之後才會發生？如今，吳欣盈所能帶來的選票加分作用倒在其次，藉由過去10餘日的觀察，她是否太過輕視民主經驗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向人民說服的過程」，恐怕才是最讓人疑惑的問題，不只如此，這同時也造成了此刻任何對一個「不存在的副總統候選人」所表現出的支持行為和言語，都會顯得特別空洞無據。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