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故參議員泰德·甘迺迪（甘迺迪家族成員之一）生前曾多次強調「國會助理」對國家的重要性，因為自一項法案起草、協商，到最終定案，可以說其中具體工作的95%都是由國會助理所完成，他甚至認這是美國國會半世紀來最重要的變革標記。2018年，更有蒙哥馬利（Jacob Montgomery）、尼漢（Brendan Nyhan）兩位政治學者在政論雜誌《Journal of Politics》發表文章，首次以量化方式證明了國會助理對國家立法工作確實意義非凡。

藉由蒙哥馬利和尼漢的調查研究，大家也才發現，儘管國會助理的知名度遠不如他們的「老闆」，但專精某些委員會的助理，卻能左右動輒上千萬美元的預算，舉凡從核戰到關乎所有人的流行病預防，各式法案優先順位的排列者，往往也不是議員本身，而是來自助理們的判斷。屬於國會助理的「巨大影響力」，在國會議員光環下長期隱而未見，但「內行人」如許多記者，私下若有意掌握某一正在進行的重要法案、預算，想評估其效應，都知道詢問對象應該是「助理」，而不是找「議員」。

例如曾擔任過歐巴馬參議員時期「首席助理」的皮特·勞斯（Pete Rouse），就因為性格謹慎、業務熟練，尤其具有「駕馭官僚機構的訣竅」，而被媒體敬稱為「第101位參議員」（美國參議員共100席）。歐巴馬之前，他已是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湯姆·達施勒的首席幕僚，1998年柯林頓遭眾議院彈劾時，檯面下談判也多有勞斯身影。他始終未走到國會舞台之上，國會山的幕後，倒是有不少關於他的傳奇被傳頌。

更有媒體形容，勞斯除了成功幫助菜鳥議員歐巴馬穩住了華盛頓政治生涯的頭幾年，根本就是歐巴馬的「國會指導教授」，進而，他還幾乎替歐巴馬競選總統鋪平了道路。這些讚許，在歐巴馬2008年當選總統後隨即得到印證，當時有媒體提到，如果歐巴馬打算籌組一個有意改變（歐巴馬競選口號）華府的團隊，那麼勞斯絕對會是完美的「檯面下人物」。

不過，儘管國會助理工作如此重要，卻不是人人都是勞斯，相反的，在一份關於國會助理待遇，題為：「公平薪資／為何國會需要投資年輕工作者」的報告中（Why Congress Needs to Invest in Junior Staf），便發有為數不少的國會助理年薪中位數仍不足3萬9000美元，遠低於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分析，認為在華府生活，一個成年人（無小孩）至少需年薪4萬2610美元的薪資水準。

這種現象當然導致了國會助理間留不住人才，即他們的工作堪稱美國立法部門的核心，並經常為此加班努力不懈，但有太多人竟為了壓得喘不過氣的帳單，要不被迫兼職，要不就是離開國會，轉而投入相對高薪的利益團體遊說工作。因而，長期主張政治透明的跨黨派組織「Issue One」才會公開呼籲，「如果我們想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國會，一個能夠滿足所有美國人需求的立法機構，首先就是要給予年輕一輩的國會助理更好的薪酬。」

意即，美國已看到了一個關於國家立法機構的內在失衡問題。過去，國會運作好壞，多半聚焦在它的傳統衡量標準，例如立法者通過的法案數量、舉行聽證會的次數，或一場會議的開銷、天數等等，但如此一來，卻是嚴重忽略了國會中具有關鍵角色的國會助理，究竟身處什麼樣的工作環境，以及埋頭奉獻國家大政，又是領取著什麼水準的薪酬。若就「Issue One」所稱，「苛刻」國會助理，其實也是在傷及美國的民主制度，那麼，「健康的組織」對國會來說，當然就非常重要。

台灣近來沸沸揚揚的「高虹安立委辦公室公積金案」，司法問題之外，就曝光的消息，以及高虹安本人和助理的對話，乃至自我辯詞，直至「助理薪水自願回捐說」，則已讓人不免懷疑，她出身企業界，且深受郭台銘賞識，是否正是這樣的背景，才會讓她誤解了「國會助理」之於國會議員的價值，更別提美國社會對國會助理角色的釐清和認識。倘若高虹安案對台灣國會有任何意義，或許就是再提供一次機會，如美國社會一般，去回頭反思國會助理在低薪酬、高流動率的環境下，又該如何發揮其既非公務員，又存有為人民服務使命的高超能力。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