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8日，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部助理部長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提到：「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對美國盟友和夥伴網絡具定錨作用──從日本列島一直延伸到菲律賓和南中國海──（台灣）對該區域的安全和捍衛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大利益皆至關重要…」後來他這段話被多個媒體、期刊引述，意味這確實可作為美方各界對台灣戰略地位的普遍認知，同時也是美國政府、智庫必然關注台灣總統大選（包括每個參選者）的原因。那麼，正在美國訪問的侯友宜，真已做好準備，要擔任被美國視為如此重要國家的領導者了嗎？換個更切身的角度問，侯友宜真已準備好帶領台灣迎面當下的國際時局嗎？

根據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所說，侯友宜此行共有包括國際關係學者、前外交官、國民黨海外部同仁等8人隨行。以「陣仗」言，或為顯現侯友宜總統參選人的規格高度，但以隨行者背景的「刻意為之」，其實反倒像是在呼應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說過的：「國際議題是侯友宜的弱勢。」

侯友宜因為高票連任新北市長，有新北市執政優勢，進而獲得國民黨提名參選總統，無庸置疑是有實力的地方型政治人物，不過，遇上總統大位競爭，以這段間的社會評價，尤其民調表現，他的劣勢便又顯露無遺。劣勢之一（對選總統很重要的）正如陳玉珍所述。至於侯友宜「國際議題的弱勢」則包含了兩個層面，一來，長期任職警界，加上著眼地方事務，因而他不只欠缺「外交經驗」，最大問題恐怕在於他連基本的「外交性格」都付之闕如。後者，且應該才是讓侯友宜在國際議題上處於弱勢的關鍵。

近一兩年來，先是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有牽動世局的烏俄戰爭，幾乎每一事件都間接促成了台灣和國際間的連動性，加上中國對台海安全的威脅已達全球「家喻戶曉」，則接下來的台灣總統，就更不可能故步自封於內政視野，國家元首「首席外交官」的功能角色只會頻繁出現，何況台灣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比重，近年亦有朝常態國家趨勢發展的傾向，如果總統對國際政治過於陌生、脫節，則台灣的下一步將無法想像。

因而，當侯友宜一再對涉外事務（包括兩岸）彷彿照本宣科般複誦劇本台詞，等於一再證明個人對國際政治顯有障礙。衡量一國元首的涉外能力，通常可藉由儀式、象徵、興趣、力量和想法五個要素評量。「儀式」代表外交禮儀是否得宜；「象徵」代表在國際上行事拿捏的好壞（例如拜登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拳碰拳打招呼就被罵到臭頭）；「興趣」代表個人對國際事務的熱衷與否；「力量」則在有無能力維護國家威望；最後「想法」即是判定你的外交工作屬於實證主義還是變革主義。

從後往前推，侯友宜的「想法」很明顯仍停留在「藏拙」階段，既不若實證主義（有意推動台灣國際能見度），也不像變革主義（給予台灣新的國家定位），而是傾向於一種虛無的外交極簡風格（把台灣總統選舉簡化為戰爭、和平選擇），若以實際成果驗收，自侯友宜獲得國民黨提名到親身訪美，說服成效卻相當有限，這又牽動了「力量」的表現，侯友宜始終在「涉外能力信任度」民調上敬陪末座，已說明一切；至於「興趣」，相信沒有人會認為侯友宜對國際政治涉獵豐富，另一方面，他或者連對自身相關的「國家地位」也長期模糊以待，由此才無礙他可以在陳水扁執政時期被拔擢為警政署長，再轉而受國民黨的朱立倫重用，擔任新北市副市長，直到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第一關卡，就是受到深藍版國家定位的挑戰和質疑。

最後，檢視侯友宜的涉外能力，其實就剩下「儀式」和「象徵」兩樣，對他來說，這才是他此行訪美的最重要目的（或意義）。比起其他參選者，侯友宜又更需要藉由這兩者來補足自己其他方面的劣勢，偏偏，根據國際外交舞台上普遍的說法：「只有新進人員和沒有安全感的人，才會在表面功夫及儀式性的活動上如此著力。」

更不利的是，台灣面臨當下美中競爭，地緣政治挑戰，當過去比重不輕的「象徵性」、「儀式性」外交漸次退位，且愈直接面對實戰外交時，一個「突然要選總統」的市長，外交經驗猶可趕工加強，一旦欠缺的是「外交性格」，恐怕是任誰也替他惡補不來。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