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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將成為往後中共施政主軸

湯名暉 2024年03月08日 07:00:00
面對國內外各方面的挑戰,中共對於安全的重視實為維持政權。(美聯社)

面對國內外各方面的挑戰,中共對於安全的重視實為維持政權。(美聯社)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資本論》揭示的美好生活,來自於「現實的勞動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實現自我,發展自我和完成自我,解放自資本家的剝削與異化的過程。《資本論》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步調,工人階級無暇吃飯和照顧家人,剝奪工時與重勞動的工作強度,體現工業革命早期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態。無論是透過馬克思或是列寧的途徑,應當是藉由無產階級之創造出一個美好生活,或者被稱為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這原先是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西方先哲的理想。

 

從去年底以來,中國發布的法令以及對外國單位或個人的安全行動,伴隨著外資驟減、股市資金出走,以及領事館關閉,更襯托出正在舉行的「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和「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空氣不在於關注經濟成長,或是實現勞動人的美好生活。現實上中國作為名義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美好生活的詮釋,已明確地反映在中國政府告中出現29次,遍及經濟到外交各個主要領域的措辭──「安全」。

 

「兩會」之前 安全團隊先行

 

原先預定要在上述「兩會」之前舉行的「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並未舉行,作為領導高層之間的會前會連形式都不存在,「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至此幾乎完成實踐。根據中共黨章,「中全會」至少一年召開一次,2022年的第一次「中全會」將胡春華剔除接班梯隊,團派與胡錦濤的影響力大減。另一方面,掌管政治局常務工作的書記處的七人當中有三人屬於政法系統,分別是國安系統的政法委陳文清、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劉國金,與公安部長王小洪,三人都是警察背景出身,「安全」作為中共黨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已不言而喻。

 

2023年的第二次「中全會」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重組科學技術部的同時,設立中央科技委員會。今年2月,中共政治局的集體學習進一步提出「新質生產力」,以人工智慧和量子運算等先進科技為生產力的生產方式。從理論到政府職能的調整,都是為因應美中科技戰進行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實現從上而下掌握關鍵的生產力與生產資源,進一步抓緊經濟與科技的安全。

 

原先預定招開的第三次「中全會」,是為處理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政策,而今卻省卻程序直接進入「兩會」,第二十屆中央委員205人以及「兩會」的職能,默默地由中央書記處與中央辦公廳主任所取代,蔡奇的地位較以往的書記處書記和辦公廳主任更為重要,問責(accountability)與詢問的對象也只需面對「一尊」,地位甚至凌駕居於國務院總理李強。

 

收斂權力 政治安全優先

 

相較於類似「內廷」機能的中央書記處與辦公廳,作為「外廷」的國務院職能已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李強雖然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今日的總理已是建國以來最低。第二次「中全會」以中央金融委員會作為頂層設計,取代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國務院只有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級別負責執行金融政策,其他較重要的部委為民政部、商務部、財政部與發改委。

 

自李鵬以來的總理記者會傳統,因為總理職權大不如前與也不可搶鋒芒而向公眾而取消,另行以部長記者會就分項工作對外說明,相當於將總理的職能虛級化。種種收斂國務院權力的舉措,類似於明朝初年廢除中書省集中皇權,將政府職能大權集中於一黨一人,實現政治安全的最優先目標。

 

李強(右)雖然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今日的總理權力地位已是建國以來最低。(美聯社)

 

會期之前 國家安全法律先行

 

同樣基於安全的考量,「國家安全保密法」的橫空出世也同步牽動其他同時期出台的法規,以安全為目的凌駕於其他社會功能的正常運作。像是「快遞市場管理辦法」,為實現實名本人領取物件,凍結物流業者「寄貨驛站」的功能導致快遞業陷入癱瘓。「民營經濟促進法」看似要解決「國進民退」的問題,卻是在即有的「公司法」之外設計一套監管制度,使得國企與民企在同樣標準的「硬實措」上實現合規,減少外資與國際事件對市場資金的影響,完成「民企姓黨」的最後一哩路。

 

2024《政府工作報告》的具體內容也圍繞著安全為主題,今年中國發行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將高達一萬億元,專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而且後續幾年還會持續發行高額國債。經濟方面,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構,包括糧食生產收儲加工體系、推進國家水網建設、能源資源安全保障,不乏提升基礎設施韌性。報告行文至最末,仍是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名為政府施政報告卻更像是一份國家安全報告。最末一段章節強調貫徹整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與能力建構,以及對外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仍反覆強調安全的重要性。至於俄烏戰爭和以阿衝突的地緣政治事件,以及中國與鄰國的關係在報告中則是隻字不提。

 

面對兩岸關係互動停滯,報告書仍舊依循「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行文中強調兩岸和平融合,沒有完整提到「和平統一」並不表示放棄此一目標,而是保留面對美中關係的彈性空間。北京堅持的「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仍是不動如山的底線,而兩岸關係的融合發展只是戰術層次的論述,目的是要解決兩岸互動停滯和中國認定的「外國勢力介入」,和平與否取決於中國主觀的安全感。

 

面對國內外各方面的挑戰,中共對於安全的重視實為維持政權,冷戰結束後與西方國家的蜜月期不再,經濟模式與生產力的轉型又受到西方制約,整合「全球南方」的資源與人力優勢需要維持「一帶一路」作為公共財。然而,疫情以來中國的經濟成長有限且人口結構前景不佳,資源分配選擇造成的系統性挑戰,只能依靠強力的安全工作來維持穩定來爭取時間。有別於胡溫時期以發展為主軸的願景,「安全」將成為往後中共施政的主軸,而且越來越厚重。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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