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
●英國派駐香港末任總督
●歐盟前外交事務官
●前牛津大學校長
造訪香港是一大樂事。現代建築聳立在熱鬧的港口旁,這座美妙、令人興奮的城市一定名列全球最引人入勝的城市旅遊景點之一。但香港如今面臨壓力,它發現自己身處許多問題與挑戰的核心,包括如何在經濟與政治自由間取得最佳平衡,以及如何與日益獨斷、野心勃勃的中國共處,這將決定香港在未來一世紀的前景。
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時,鄧小平訂定了「一國兩制」的準則。基本上,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一國兩制」的實踐。「一國兩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稱其絕不可能取得平衡—讓香港得以維持生活方式、自由與法治。香港人將能全權治理這座城市,身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只需這麼做。
「一國兩制」絕佳地平衡了香港主權由英國過渡到中國時面臨的抱負、焦慮與困難。對中國而言,在清朝時將旗下領土割讓給殖民強權,是慘痛的恥辱。來自世界各地的帝國主義者讓中國嘗過苦頭,其模式現在無人願意或敢為其辯解。迫使中國開放鴉片貿易,是大英帝國史上最不堪的一頁之一。
但最讓中共深感頭痛的是,當居民同樣是中國人民,這個殖民強權成功將香港打造成一個繁榮、富足的城市,令眾多中國男性、女性與孩子十分憧憬。若中國的共產主義是未來浪潮,那為何許多人不惜攀爬覆蓋電網的圍牆、泳渡危險的水域,只為逃離中國、生活於殖民政權下?
對英國來說,難解的挑戰同樣存在。當中國意圖將貿易當作武器,英國得決定如何與中國妥善建立建設性關係,同時為香港民眾的權利、英國對自由的許諾挺身而出。就此而言,香港主權回歸揭示了有關政治道德的關鍵且複雜的問題。
身為香港末代總督,我卸任後,在1997年離開香港前造訪了一間精神病院,一位住院病患問了我一個非常明智的問題。他想知道,一個以根深蒂固的民主政治為豪的國家,怎能將香港交付給世界僅存的共產暴政,卻沒過問香港民眾的意見?
答案是,為了履行我們在條約中的義務,並避免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悲慘重演,這個問題從未被納入考量。然而,正如我們維護香港的法治並保護公民自由一般,我們一定得盡可能引介並鞏固香港的民主制度。香港在民主方面進展越趨緩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共高層清楚表明,他們擔憂香港民眾會覺得像新加坡一樣獨立建國的時機越趨成熟。
1997年之後幾年,儘管中國違背承諾,阻饒香港的民主發展,但「一國兩制」似乎運作得不錯。但最近,尤其是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中國越發加強控制香港。
這大概跟中國加強鎮壓異議脫離不了關係:中國的經濟地位持續成長,對中國未來的榮景來說,香港的開放似乎不太重要,中國政府也未意識到,香港體制背後的真正意涵。現在的問題是,「一國兩制」是否會淪落為「一國一個半制」,或甚至是更糟糕的「一國一制」。
中國無疑地越發介入香港內政。最近,香港2014年泛民主示威的部分領袖的遭遇成了關注焦點:香港最有影響力的3位社運人士,因其行動被判入獄最長達8個月,且未來5年不得競選公職。
此案結果耗時3年才出爐,看似歷時甚久,但香港司法體系無疑是依法行事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煽動了恐慌與分歧,這次判決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確立的。
舉例來說,中國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不顧先前的裁決已在實施,透過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提出刑期過輕的司法覆核。而且,即使是袁國強這樣的官員,仍知道口頭上宣稱捍衛司法,但中國的特工據悉直接綁架香港民眾,包括幾位書商。
為了緩解恐懼,並讓香港繼續前進,有三件事不可或缺。第一,中國必須透過行動表明其能對香港信守承諾。為協助確保其結果,國際社會得鄭重提醒中國,一旦被視為無法信賴的一方,將面臨各式各樣的後果。
第二,香港的民主倡議分子需避免讓其民主運動演變成呼籲港獨。對此,政府必須與這些人展開對話,力求相互尊重與透明性。
最後,香港民眾不應如中共所願放棄希望。若民眾對其信念堅定不移,香港仍會是偉大的自由城市,選擇依法治國者治理香港。
當數百萬人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香港展現了中國人民在這方面能達成何等境界,對世界而言是耀眼的典範。香港人民絕對不能放棄,我相信他們不會的。
(原標題為《Keep Hong Kong Fre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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