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要成為一個「中國的台灣」?還是一個「世界的台灣」?其實是所有人都該深思的好題目。(圖片摘自國防部發言人室臉書)
個『世界的英國』?」這是每個大陸或大國,周邊國家都必須面對,且時時深刻思辨的問題。這個問題並無標準答案,一路追問下去,「問題背後的問題(Question Behand Question, QBQ)」會更多、更深、更複雜,既涉及到價值體系的建構,這是個接近哲理層次的問題;又牽絆於現實政經形勢與政策決定的利弊得失,甚至選舉議題與回應的設定。在台灣總統大選中,統獨爭辯、和戰之間、美中選邊,這些議題背後的問題,其實都是「台灣要成為一個『中國的台灣』?還是一個『世界的台灣』?」這是個很值得每個人深入思考的問題。
會讓大陸周邊小國長期如此困擾,根本原因在於地理因素。經貿活動與社會交流很像藍芽,自然會連接最靠近的那個設備。但這種「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關係,很快就會發展出一種政治與權力關係上的疑問:「到底是誰支配誰?」所有人嘴上都會掛著平等、互惠、雙贏等美好字眼,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不是這麼回事。即使一個家庭,也經常存在著「誰說了算?」這種支配關係的爭論,何況是不同國家,或不同政治實體之間?不論大國或小國,當一個國家在經濟上高度依賴另一個國家,那個被依賴的國家,很容易就生出歧視、霸凌、與支配的慾望,而依賴者常被迫選擇屈服。問題是,受虐者像個皮球,通常只是暫時被壓抑,只要壓力減弱,就勢必反彈,甚至反過來變成侵犯者。
中國歷代王朝,無一不被東北、西北、西南各種游牧民族或小國邊患搞得頭痛不已,小時候的歷史課本,都把這些「蠻夷」寫成沒有文化的野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匈奴、契丹…。問題是,近年考古與對草原民族的研究發現,游牧民族並非沒有技術與文化,只是運作系統與中原農耕民族不同而已。考古發現,中歐、高加索、與美索不達米亞等地,6千年前便已發明車輪,中國發現的古代車輪,最早到夏朝,大約距今5千多年前。所以,黃帝可能不是「造車」或發明車輪,而是「引入」了游牧民族的新技術。
而且,歐亞草原游牧民族,對於畜養馬匹、駱駝、牛、羊等牲口,一直有獨門的技巧。古代絲路的主力商人粟特人,發家之地在撒馬爾罕,即古代的花剌子模一帶,這是北方游牧民族,每年驅趕牲口南下,與美索不達米亞、波斯等文明交易路線的必經之地。粟特人也不是沒想往東與中國貿易,但得先翻越帕米爾高原等崇山峻嶺,再經新疆、陜甘等沙漠綠洲跳躍前進,躲過了盜匪與游牧帝國的劫掠,卻還要面對中原王朝嚴守邊關,三年一貢,計較貢品,限制人數與貿易金額的「朝貢貿易」封鎖。結果是,賺不到就用搶的,所以游牧民族頻頻犯邊,劫掠農村,和談主要工具是歲幣與絲綢,而絲綢也不見得是寒冷游牧民族的生活所需,更多時候是交易貨品。唐朝採取開放態度,犯邊之事便大為減少,宋朝與契丹澶淵之盟後,歲幣與邊關貿易開放,盤活了宋、遼兩朝的經濟一百多年。雙方互不隸屬,但相互承認,是當年「地緣政治」的典範。
同類型但更成功的運作型態,普遍產生於大陸大國周邊的沿海地帶。由於90%的大陸型強國,其步兵、騎兵都是旱鴨子,沿海岸獨立島嶼或狹長半島便取得了軍事地理上的優勢,使其得以與大陸國家互通有無,進行貿易,又有安全之地可以保護技術,儲存財富。大陸國家不是沒有併吞佔領之心,但不是望洋興嘆,就是得不償失,最後還是選擇與其妥協。古希臘與古埃及時代,塞浦路斯是個可以溝通各方的獨立王國,克里特、邁西尼也都曾有輝煌文明。「海上民族」既是商人也是海盜,卻能帶來最重要的金、銀、銅、鐵、錫等貴金屬。
最有名的是泰爾。位在小亞細亞黎凡特的海岸線上,即今日黎巴嫩南部一帶。原本是個小島,腓尼基人在此築城,又在對岸陸地上取得一塊地,建成市集與倉庫,成為海陸交界的主要交易處所。腓尼基人的海軍與海運優勢,曾在約一千年間,控制了整個地中海的貿易路線,著名的迦太基,也是從泰爾分香分出去的腓尼基王族。泰爾不只有貿易,還有某些獨門技術。「泰爾紫」是一種從沿岸骨螺中提取的特別染料,深得皇家與貴族青睞,賣得特別貴,還因此形成一種文化傳統,使紫色成為帝王的專屬顏色。從亞述、巴比倫、到波斯,多少陸權帝國都曾對泰爾垂涎三尺,想要征服泰爾,卻就是過不了那短短800公尺,水深約5米的海道。直到亞歷山大圍城7個月,硬造了一條長堤直抵泰爾城下,才把泰爾攻下。
除了泰爾,雅典是個半島加外島的組合,斯巴達位於伯羅奔尼薩半島,與希臘本土僅有柯林斯地峽一條通道相連。產出阿基米德的敘拉古,位在西西里的峽角上,一樣易守難攻,使其財富、技術、與文明得以累積發展。這些城邦時代的生存之道流傳下來,成為威尼斯、熱那亞等中世紀海上貿易強國,英國、荷蘭、葡萄牙等大航海時代巨頭們的參考典範,延續到今日,亦是所有離岸島國地緣政治的思考依據。
近岸島國的最佳生存狀態,是與大陸國家維持穩定的貿易關係,但又不能被大陸國家併吞。英國數百年來的地緣政治準則,就是維持歐陸大國的分裂競爭,不能讓歐陸統一,否則自身便須面對侵略危險。所以,英國一直以歐陸的「平衡者(Balancer)」自居,當法國強了,他就與德國交好;威廉二世的德國不但強又顯露出獨霸野心,英法百年世仇立馬化解擱置,變成協約國,還把俄羅斯拉進來。大陸國家陸軍再強大,也不足以威脅島國海權地位,但當陸權國家開始搞海軍,島國海權就會跳起來形成對抗局面。「一個國家不能將自身的安全,寄託於他人的善意之上。」據說,這是剛過世的季辛吉講的。
沿岸島國第二個生存發展要件,是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藍芽」,只連接最靠近的大國,最後因依賴而被支配,被支配而被併吞,併吞後又被「內地化」,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邊區。當中共推出「大灣區」計畫時,香港人便已知道,大灣區一旦成功,香港便將無足輕重,成為一個毫無特色,也毫無價值的另一個內地城鎮。香港之所以能成為「東方明珠」,是相對於一個封閉的中國而存在的。這個封閉中國從1840年一直延續到1980年左右,改革開放與97回歸,50年不變的承諾,又讓其保持半獨立地位到約2016年,2017年大灣區計劃一提出,香港的衰落便指日可待,從此不再是東西方經貿文化的窗口,不再是內地與外界的交流之地。往前講,威尼斯之所以能在中世紀獨霸,不是成為東羅馬帝國或意大利半島或奧地利等大陸強國的附庸,而是沼澤之地易守難攻,海權又讓其掌握著遠程貿易的最大利潤,成為陸權國家對世界的窗口。
所以,近岸島國不能只滿足於當個「藍芽」,而要成為一個「Wi-Fi」,在所有訊號可及範圍內搜尋最強的訊號,並與之連結。日本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便是這種Wi-Fi型的運作邏輯。威尼斯不只連結東羅馬帝國,也連結烏克蘭與克里米亞的蒙古帝國,埃及的馬木魯克。英國呢?1500年前後,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但1600年時已被荷蘭人擊敗,1700年前後,荷蘭與英國不斷交戰,直到荷蘭被滅,英國人取而代之。此後,英國本身就是那個「最強的訊號」。工業革命後,「日不落國」在海權、科技、工業、貿易、金融、財富上,成為歐陸國家效法與羨慕的對象。
換言之,沿岸小國如果一心歸附或依存於大陸大國,那就遲早會被消滅,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邊區」,一叢被割了再割的韭菜。這是因為大陸國家基於統治方便,永遠有種「書同文,車同軌」的「秩序化」傾向,所有與中央不一致的東西,很容易被視為「異端」而予以消滅,於是海島地區的特殊生態與創意創造,很難取得生存發展空間。明清鎖國,搭上大航海列車的是日本、馬尼拉、巴達維亞,而不是台灣。反之,處於偏遠邊區,反而讓新創技術容易找到生存發展空間,而與大國貿易則能找到市場,與世界連結的遠距貿易與技術交流,更能不斷刺激技術演進,並能創造利潤。相較於農業為主的大陸大國,貿易累積財富的速度更快,也使沿岸小國有了抗拒大國併吞的底氣。
總結而論,長遠來看,台灣不應該被鎖進中國,成為一個邊疆省份;台灣應該與世界連結,成為一個「世界的台灣」。這並不等於要與中國完全切斷關係,在地理上也不可能如此。但台灣必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維持著與中國不同的區隔,而非全盤接受中國的影響,成為中國政經長城上的一塊磚頭。在經濟上,中國是台灣重要的貿易對象,台灣也是中國連結世界的另一個窗口。在技術上,台灣也得持續發展一些獨門技術,像「泰爾紫」一樣,成為連結世界與大陸的工具之一。海權與貿易路線,是沿岸小國必須維持的生存命脈,也是財富累積的核心,陸權國家偏好房地產,但島國需要的是貿易與金融。在文化、思想、與科技發展上,我們不能過度偏重傳統普魯士發展出來的那種死背硬記的制式教育,把每個人變成牆上的一塊磚頭,而是得發掘每個人的特質與長處,讓每個人都有一片天,一塊立足之地,再將大家連結起來,激盪出新的想法。所以在政治上,我們也必然偏向民主自由的價值系統,而且自由比民主更重要,非政治的自然連結,也比政治上的爾虞我詐或隻字片語,更具實質的可操作性。台灣的很多問題背後的真正問題,其實不出在統或獨,海權或陸權的爭議,而是出在我們明明是個海權國家,海島地理,卻滿腦子都是陸權思想,總愛用陸權的地大物博,來鄙視自己的小國寡民。其實,只要台灣能與世界連結,世界之大,將使一切鎖國閉塞之人,都變得無比渺小。
最後,還是要提醒一下,不要忽視「海」的力量。「天下莫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泰爾、威尼斯、英格蘭,都靠一衣帶水,而取得了長遠發展所需的安全空間,重點便在於「海權」。即使是陸權霸王斯巴達,也是靠著半島地形生存下來,他可以隨便出去打別人,但別人打不到他。亞歷山大大帝的老爸腓力二世,征服了整個希臘,卻對斯巴達莫可奈何。他曾修書一封,以恐嚇口吻勸降斯巴達:「如果我進入拉科尼亞半島,我將把斯巴達夷為平地。」翻成英文大致是:「If I into Laconia, I’ll Level Sparta to the ground.」斯巴達國王的回信只有一個字:「IF.」結果終其一生,馬其頓都沒能佔領斯巴達,連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征服了幾乎半個世界,也沒能拿下斯巴達。
地緣政治或軍事地理,是一種很很微妙的操作過程,並非理所當然的就應該如何如何。辨明自身的區位優勢與劣勢,找到自家的機會與威脅,巧思常能創造出無可取代的獨特生存之道。將台灣鎖進中國,看似一個必然的路徑,實際上歷史卻告訴我們,如果三百年前的英國人認了命,成為一個「歐陸的英國」,或日本人認了命,成為一個「中國的日本」,或威尼斯成為一個「意大利的威尼斯」,那就不會有那些輝煌的歷史,也不會有現今的成就。台灣要成為一個「中國的台灣」?還是一個「世界的台灣」?其實是所有人都該深思的好題目。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