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軍提督培里（Matthew C. Perry）於幕末率領黑船艦隊打開日本門戶後，認知雙方在軍事、文明、科技上的落差而深受打擊的日本人，在進入明治時代之後，便對西洋抱有強烈憧憬，由這股憧憬形成的「歐化熱」也令許多人對西洋的事物趨之若鶩。

英語熱潮掀起，平民百姓湧入私塾

日本政府為了平反德川幕府與外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便積極推動歐化政策，也間接促成歐化這股熱潮。象徵「日本是能與西方各國締結平等外交關係的文明開化之國」的鹿鳴館正是歐化政策的典型之一。

當時包含肉食的西式料理、西式服飾、西洋音樂被廣泛接受之外，最被狂熱追逐的正是英語。

要吸收西方的技術與知識非具備語言能力不可，尤其英文更是重中之重，不過在當時，學習英語的熱潮可不僅吹進官僚與學生這些少數菁英之間。

打破不平等條約的第一步是原本只限於居留地居住的外國人得以於日本各地居住，在當時這種情況被稱為「內地雜居」，以為「外國人將進入日常生活」的平民便開始積極地學習英語。嗅到商機的商人也希望與外國人交易，所以學習英語這股風潮也吹進商界。

「世道至此，英語成為立身處世之利器也不足為奇，只要略懂英語，社會地位就能有所提升，無怪乎商店的掌櫃或跑堂，皆趁著午後休息時間前往英語私墊學習」（吉川速男〈明治的英語〉《相機與五十年》〔明治の英語；カメラと五十年〕）。

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官方在東京設立了外語學校，隔年，日本全國增至八所，外文書與英日字典不斷刊印，百姓也積極學習英語。據說明治初期的日本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語能力。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是為了能立即解決問題而努力學習英語，所以很快就學會英語，學到的英語也都非常實用。若能就此發展下去本是好事，之後卻演變成只重閱讀，非從文法入門的教育方式，導致後來的日本人能閱讀與翻譯外文書，卻無法說出流利的外文」（前揭〈明治的英語〉）。

對英語的過度崇拜甚至出現要立英語為國語的言論。

「（明治六年左右）曾有『以外文書寫國語』的言論。（省略）文部大臣森有禮也於這段時期前後撰寫英語版的日本語教育論，其中提及日語的不完善，也主張立英語為國語」（齋藤隆三《近世日本世相史》）。

當英語從「必要」轉變為「學習」，日本的英語教育就陷入迷霧。

據說於《何不讓英語成為公用語論》（あえて英語公用語論）講述世界共通語言的英語何等重要的記者船橋洋一曾說：「森有禮的英語國語化論源自面對西方世界的自卑，實在不值一提」。

「明治時期，學習英文的本意是希望告知全世界『日本為文明開化之國』，政治家也揣懷著讓全世界了解日本的熱情，所以學到的英語都能立刻派上用場。一旦缺乏這背後的動機，就無法學好英語」，船橋認為失去學習英語的初衷之後，日本人的英語能力也跟衰退。

對極端言論的反彈也讓英語熱潮開始冷卻。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的少年雜誌曾刊載下列的投書。

「不學（英語）的人曾被視為怪人、老頑固，學習漢學的人曾被排擠，但世道為之驟變後，有趣的日語小說連番問世，對英語生膩的民眾也立刻轉投日語小說的懷抱，至於可憐的外文書則被置於箱底乏人問津」（《穎才新誌》）。

不過，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改正條約生效前夕，英語熱潮又「死灰復燃」，怎麼學也學不好，惹得學子遍地哀嚎的「英語熱潮」至今仍持續中。

「與西方人結婚，留下優秀的後代」

過熱的歐化主義掀起了所謂的「改造運動」，讓當時的人們認為所有的舊事物都該效法西方改造，舉凡衣服、房屋、語言、教育、風俗，萬事萬物都成為改造的對象，最後甚至出現「連種族都需要改造」的畸形言論。

當時普遍認為日本與西方不僅在文明與科學有落差，連個人的智力、體格都遠遠不及西方的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與「劣等民族」的日本人之間，有著一朝一夕無法縮短的鴻溝。

當時出現的「人種改良論」認為日本人應與西方人「雜婚」（國際婚姻），留下身心強壯、耳聰目明的後代，遂行人種改良此一目標。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由《時事新報》記者高橋義雄所著的《日本人種改良論》

受到當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高橋認為，自然界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法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

高橋曾以南美的例子提出「劣等人種的身心素質不足以接受突如其來的文明，反遭該文明滅亡的例子在野蠻人種的歷史之中並不罕見」的主張，煽動社會的不安。

他也認為：「考試不及格，就必須被打入不及格的級別」，不能淪為劣等民族的日本人必須「以人力施行淘汰制度」，躋身高等民族之列。

策略之一就是與高等民族通婚，「吾輩日本人論及雜婚只因歐美為優等人種」。

這種說法含有「上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思想，而這股思想源自那位福澤論吉，高橋則是福澤的弟子。

福澤甚至為《日本人種改良論》寫序，大力推薦高橋的言論。

「上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言論雖常被誤解，福澤理想上是追求人人平等，實際上仍提倡「（人類）的優劣是由上天決定，是無可動搖的結果」（〈教育之力〉〔教育の力〕）這種基於優生學的言論。

福澤也以「人種改良」一詞論述「人類的婚姻應仿效家畜品種改良，挑選優質父母誕下優秀後代」，也認為「體質孱弱、資質愚鈍的人禁止結婚」或是讓這些人避孕，避免他們「繁衍後代」，高橋的人種改良論就是由此延伸而來。

曾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同時身為憲法學者的加藤弘之以「這根本不是人種改良，而是人種清洗」（〈人種改良之辯〉〔人種の改良の弁〕）一詞批判上述的言論，但加藤的批判並未立基於人權論。

他認為「日本人應以純粹的日本人種與西方人種抗衡，透過公開透明的競爭搏取獨立，才是身為日本人的榮譽」，這充其量是源自純血主義的思想，加藤從骨子裡認同人種的優勝劣敗論，想法與福澤如出一轍。

於論文〈福澤諭吉的「全裸賽跑」與「人種改良」的思想〉（福沢諭吉の「丸裸の競走」と「人種改良」の思想）討論明治時期人種改良論的東京女子大學現代教養學部雨田英一教授認為：「（福澤的）優勝劣敗法則屬於漫長的演化史問題，人類的壽命過於短暫，所以從進化的角度闡述人種改良的問題並不妥當」，他也不認為福澤如高橋般，是「追求即時效果」的人種改良論者。一如「每個人並不懷疑日本人種劣於西方人種」這句話（加藤語），明治時期的日本人並不避諱對於西洋的自卑感。

雨田教授也提到：「若明治時期的人種培育是以『人種改良』為解方，那麼從本質徹底改良人種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前揭論文）。

過熱的歐化熱退潮後，反噬而來的是民族主義這種新型「熱病」，「優越」、「劣等」這種種族觀轉化成「最優越的是西方民族，其次優越的是我們日本人」這種卑躬屈膝的自卑感，這股自卑感最後也轉化為蔑視亞洲諸國的情緒。

漱石也感嘆「膚淺」的開化

鐵道、西洋醫學、西服、西樂、西式料理、基督教、陽曆、週日制—明治時期，西方文明如洪水般流入日本，當時的日本人也抱著憧憬與自卑交織而成的心境接受這一切。

身為明治社會嗆辣批判者的夏目漱石曾於明治末期以「現代日本的開化」為題演講，其中提到「西方的開化是由內而外，但日本現代的開化卻是由外而內」，感嘆當時的日本是被外力逼著開化，沒有半點來自日本固有的文化。漱石悲觀地認為日本在當時的開化「極為膚淺」。

*本文摘自《 狂潮：日本近代史的真相，那些新聞媒體操作下的極端浪潮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

【作者簡介】

井上亮

一九六一年生。一九八六年為日本經濟新聞社記者，於東京、大阪的社會部負責警視廳、大阪府警、法務省等新聞事務。現任同社社會部編輯委員（宮內廳擔當）。二六年報導原宮內廳長官的「富田備忘錄」榮獲該年度新聞協會賞。著有：《非常時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焦土からの再生──戦災復興はいかに成し得たか》、《天皇と葬儀 日本人の死生観》等。

【譯者簡介】

許郁文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畢業。

因對日文有興趣，於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

曾擔任日商多媒體編輯、雜誌日文採訪記者，現職為專職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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