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開始成為中國的問題，大約是在戰國中期。為了避免游牧民族造成的破壞，北方諸國紛紛修築城牆予以防堵。這些諸國所築的防城，後來由秦始皇規劃接連起來，就成了「萬里長城」。

這些城牆的存在，說明在西元前第三世紀左右，匈奴已經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而匈奴向東、向南的遷移，既不是一時半刻的事，也不是出於匈奴部族的主觀選擇，而是中亞草原游牧民族的連環遷徙，可能歷經上百年變化的結果。意思是說，要探索匈奴出現在中國邊界上的原因，光是考察西元前第三世紀河套、戈壁這一帶的草原氣候變化恐怕是不夠的。造成匈奴與中國接觸的動因，很有可能更在幾百公里外、幾十或上百年前。

放眼看整個中亞草原的狀況，中國算是相對較晚才感受到游牧民族的壓力。自從西元前八百年左右發明騎射之後，游牧民族取得了明顯高於農耕民族的武力，對草原周邊分界線附近的農耕民族都造成了高度的威脅。由於戈壁沙漠構成跨越的阻礙，中國才相對沒那麼早受到衝擊。

《史記》、《漢書》裡都有〈匈奴列傳〉，然而農耕民族的文字記載，很難真正捕捉到游牧民族的來歷與變化。我們勉強能得到的了解是，匈奴之所以坐大，進而取得足夠的實力跨越戈壁沙漠，主要緣於他們形成了不一樣的政治組織。游牧民族的政治組織一般以部落為單位，個別部落的人口必然不多，然而匈奴建立起新的聯繫方式，將多個部落連結成日益龐大的同盟組織。

這樣的發展可能需要幾百年的時間，到了秦漢之際，匈奴有效地成長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的部落聯合體，具備「三十餘萬」能夠彎弓射箭的軍事力量。「三十餘萬」當然是中原王朝的誇大之詞，以強調匈奴威脅的嚴重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在組織規模上，匈奴是過去中亞草原僅見的龐然怪物。

靠著結盟部落提供的集中資源，匈奴跨過了戈壁，接觸到南方最主要的農耕區域。於是在原來的游牧生產型態之上，他們又多增加了一項經濟來源：以武力劫掠農產。兩千多年前的農業生產儘管仍然原始，許多農業技術尚未開發出來，但相較於游牧型態，農業生產型態畢竟穩定多了，農耕民族在生計上對天時、氣候的依賴，遠低於游牧民族。

最重要的是，農業生產擁有規律的生產週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復一年如此循環，少有例外。這樣的生產形態也就給了游牧民族現成的策略和簡單的時間表，他們只需在夏末開始進行部落聯盟動員，初秋出發，剛好在農作物收成時進入農耕地帶，就能帶走許多農穫。

一段時間下來，匈奴的經濟結構微妙地改變了。夏天之前逐水草而居，四處游牧照顧牲口，仍然是他們的主要活動；但從夏末開始，他們的注意力就轉為向農耕民族進攻劫掠，以劫掠所得來補充、增益游牧資源，形成了半游牧、半掠奪的混合經濟。

秦漢之際，匈奴的問題日益嚴重，結構性的因素就是匈奴的二元混合經濟型態已經形成，他們對每年秋季的劫掠所得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賴，不可能停下來，因此也就愈難離開中國北方邊境，而遷移到別的地方去。

*本文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4：從無為到有為，帝國昂揚的時代──西漢​》，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