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李登輝陸續接受了多家媒體的專訪，不約而同地談到他初任總統時的險惡過程與心境。李登輝回憶，他當時沒有派系，沒有力量，也沒有軍隊支持，什麼都沒有，什麼事都不能做，他只能一步一步來，一圈一圈地往前進。

當時野百合學運的學生要求「廢除臨時條款」，李登輝說，雖然他是總統，但做起來其實非常困難，於是他繞了一條路，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國家統一委員會不是要統一，因為裡頭有統一條件，不可能統一。國統會的目的是要讓那些國民黨的老人們不要反攻大陸，因為那時反攻大陸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台灣，讓這些人放棄反攻大陸，台灣就有辦法維持安定。」

但讓國民大會決議廢止臨時條款，還得處理萬年不退的老國代；只是，光是口頭勸說，沒人要退，成效不彰，「我只好轉換方針，用高額的退休金來換取他們的退休。」「國民大會代表起碼還有六百多人，每一戶我都去走、去拜託。」如何完成這艱困的任務，李登輝回憶道：

第一項是，你要謙卑，對這些老先生，頭要低一點（姿態要低一點）。蔣經國總統過世了，十三天要埋（下葬），我每早都去禮堂跟他行禮。這就是表示，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有那個意思。

 

第二項的問題本身就是說你自己要冷淡、冷靜，要如何一步步來處理。

 

再來就是忍耐。你被人修理被人罵，像你剛剛說的那樣，也是得忍耐，不要說一下子就發脾氣。

「發脾氣，這樣子沒辦法有幫助嘛對不對。所以那時我就開始說：『我是不是我的我』。」沒有李登輝自己，就是為了台灣。

「我不是我的我」貫穿李登輝的生命哲學與從政哲學，意味他不斷學習，能忍人所不能忍，在「我」之外，他一直有著更高遠的目標與價值。於是，外界就會看到，李登輝1994年接受日本名作家司馬遼太郎時，暢談台灣人「場所的悲哀」，「到目前為止，掌握臺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能心平氣和地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只是來統治臺灣人的一個黨，所以必須成為臺灣人的國民黨。」但隔一年的中華民國國慶日，他說：「四十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奮鬥不懈，就是要爲將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下可供遵循的典範。」接見美國議員時甚至表示：「台獨只會斷送國家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

又例如，他在1990年任命軍事強人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幾乎與當時在野黨與自由派學界媒體決裂。事後，他談起這段過程盡是得意，「我瞭解中國人，你就給他做官，一直給他升他就高興，但是高興過後，他事情就發生，發生他就下台，下台就沒了。」

他一直自稱是從「蔣經國學校」畢業，那張在蔣經國身旁正襟危坐一半椅子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不過，國民黨在他手上第一次交出政權，他也被普遍認為是裂解國民黨政權的「元兇」。而為了對抗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他大量啟用國民黨地方派系進入中央，不但藉此鬥爭非主流的外省權貴，甚至還能騰出餘裕對抗當時風起雲湧的黨外與民進黨勢力，但也因此被稱之為「黑金教父」。

在「我不是我的我」背後，李登輝其實仍是個精密計算的現實主義者。2000年三足鼎立的總統大選裡，他是毫無疑問地支持連戰，因為他認為只要自己仍是國民黨主席，將以黨領政，左右連戰的施政方向。而在敗選當年與連戰決裂後，他只能在2004年選擇陳水扁，發動「牽手護台灣」送扁連任。2006年後他又開始對扁失望，反倒與馬英九過從甚密，數次為馬當時的兩岸政策掛保證，昔日李登輝的重要幕僚賴幸媛甚至出任馬英九的陸委會主委，一直到馬英九任總統後「化獨漸統」的企圖心逐漸明朗，李馬雙方才終於分道揚鑣。

「場所的悲哀」讓年輕的李登輝想當日本人，卻做不成日本人；「場所的悲哀」也讓中年的李登輝想當中國人，卻始終無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種「悲哀」養成李登輝內斂、謹慎、忍耐的性格，他成為一個兼具現實主義戰略觀，以及「我不是我的我」人生哲學的信徒。

儘管一度有許多的周折與矛盾，但從1994年他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時提出「場所的悲哀」開始；到1999年7月，他接受德國之聲錄影專訪的時候，明確地以總統身份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再到2000年卸任後與日本學者中嶋嶺雄合著的《亞洲的智略》提出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看法。李登輝精準地預告並掌握多數台灣民意趨向。李登輝後來說道：「中華民國只是國號，不是國家，我做了12年的總統，最了解台灣困境，就是來自中華民國這個名字。過去的歷史，『被欺負就被欺負了』，我們無法改變，但未來國家的名字必須由這塊土地人民自己選擇。」這段話所說的，不就是台灣現在所面臨最大的難題？

台灣的民主是無數人犧牲自己的生命與青春所共同達成，美國《時代雜誌》稱李登輝是「民主先生」，許多人認為李登輝是「民主之父」，其實是過譽了！但李登輝毫無疑問是一個能夠設定議題、妥善結盟，在多重矛盾裡穩步前進的務實宏觀戰略者；他始終在自己的位置上主動掌握自己命運，進而推動歷史的前進，他也無疑是推動台灣民主轉型過程裡，最重要的總統。